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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歌曲巴巴类

文章来源:抖音歌曲巴巴类    发布时间:2020-03-29 16:55:43  【字号:      】

抖音歌曲巴巴类████专业棋牌游戏在线竞技平台,提供免费游戏中心下载、免费棋牌游戏大厅下载、棋牌单机游戏下载、棋牌游戏大全免费下载,快来免费下载。████四月初,中国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访问吸引了广泛关注。至今,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见继续引发热议。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两天的会晤中涉及的话题一直受到各方猜测。种种迹象显示,特朗普对习近平似乎并未表现出当选以来传递的强势立场。如何看待中美两国今后的外交走向?这次会晤将给两国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对此,我们采访了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法广:首先请谈谈如何看待特朗普与习近平的本次会晤?你认为,这次会晤的具体成果是什么?夏明 : 美国与中国对这次会晤都有不同的解读,而且都是往比较积极的方向进行解读。从美国方面来说,美国至少认为达到了几点目的:第一,是给中国传递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息,尤其是针对朝鲜半岛的局势。从目前美国方面的报道来看,当习近平被告知,美国对叙利亚进行了袭击,据国务卿蒂勒森说,习近平表示理解,并没有持任何的异议 ,认为针对化学武器是应该做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探了中国的底牌,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要对北朝鲜进行在核武器问题上动作的话,因为这也是有一种相同的法理上的依据,尤其是有联合国的各种有关核武器或者化学武器的协议。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探底,因此对美国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另外对美国来说,能够跟习近平进行个人的交流,面对面的认识,而且双方的家庭能够进行近距离的接触,也可以看出,特朗普家族是非常刻意地在使得习近平和他的妻子彭丽媛都感觉到有尊严,感觉到非常受到尊重,所以他们非常好客、接待方式,也可以说给他们私人之间建立一种比较好的互动。因为我们以前都感觉到他们两个人的性格都比较的强势,这两个人在一起会不会发生意外、误解、碰撞?现在看来这些都没有发生,他们给外界留下了一种他们这种互动非常的积极、而且非常的热情(的印象)。所以我觉得对两个国家的元首都可以进行某种解读。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得在于:美国在过去的几个月,特朗普已经跟他的其他的盟国的最高元首接触过,而且跟日本首相还进行过两度的深入接触。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作为一个大国的元首,如果一直没有跟美国总统进行这种沟通,而且目前国际局势又非常的复杂,当然就会非常被动。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他们的背后在怎样地琢磨着去对付中国。所以我觉得他能够推动这么一次工作的见面,对习近平来说,提升他自己的地位、提升他在中国官场和老百姓心目中大国领袖的地位, 都应该有所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他都可以进行积极地解读。法广:中美两国间存在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是否通过这次会晤得到了一定缓解?如何确立中美俄之间的关系?夏明 : 这里面有几个大的问题和具体问题。我们先说大的问题。中美关系其实在结构上的框架上,应该说是有利益上的冲突的。因为在国际范围上、在地缘政治上、在中美意识形态上,还有美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一超级大国,中国要么想与它平起平坐,而另外中国有许多言论表现出要对美国取而代之,这些都是冲突很重要的根源。另外因为中美贸易长期赤字,美国面对庞大的赤字当然非常地恼火。所以与中国一直有较大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可以看到中美这次建立了一种大家能够见面、尤其是国家安全幕僚,他们相互能够认识,所以用沟通体系、管道来加强沟通和认识、建立某种互信非常重要。尤其我们也看到,因为习近平是联合指挥部的总指挥,这次他带的人也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军委里面有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房峰辉,他非常注目地坐在了伊凡卡旁边;所以可以看到军队的沟通,想跟美国的军队形成直接的、快捷的信息传递,而不至引起误会。另外国家安全的团队,可以看到也都是过来的,还有经贸的团队,像以汪洋副总理为首的经贸团队,我们可以看到,经贸的问题,当然双方也有触及。但是这些具体的问题,以后恐怕要在部长级的层面上不断地解决。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一部分的三个团队:国家安全事务、军队和经贸,这次能够进行双方的认识,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交往,建立某种私人关系和信任,这对双方许多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涉及到中美俄的大三角关系,其中有比较大的看点。习近平在会上讲了这么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去揣摩和观察,他说: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我们没有一个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坏。这里面一方面他是针对中国,说我们不会去把中美关系搞坏。他也期盼美国说,你们没有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所以你们也不要去破坏。但是如果我们想想,这么高层次地提出来,和过去四年、五年,中国强烈的反美的态势,和公开地不断地与美国对抗,甚至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民主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污蔑,甚至跟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包括对奥巴马总统进行人身的侮辱,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各种讽刺性的评议,从这种角度来说,习近平目前的团队认识到了过去的对抗的这种关系,对美国进行这种对抗的关系,把中美关系不断地升级对抗,关系恶化,是不是目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种做法对整个中国的长远利益其实都没有帮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细细地分析这两句话,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对美国的关系有某种重大的调整?如果有某种重大的调整,当然就涉及到中俄关系的问题。因为毕竟是在中美领导人会面的时候,美国方面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叙利亚进行了军事打击。所以中国有人认为这是设的一种鸿门宴。如果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愤怒和谴责,那么,有么有显示出:第一,中国想跟美国说清楚,我不是你最大的挑战者,不是你最大的敌人。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也被说服,或者美国也相信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俄国,而不应该是中国。因为毕竟美国现在国家安全班底也发生了很多冲突,现在人员结构在进行重整,而现在看来,针对俄国强硬的一派占了上峰。所以我觉得中美关系的调整,如果作为中国来说,它有重大的利益获取的话,也就是它避免了美国把它作为第一打击对象。当然它就把俄国放在了美国第一打击对象的目标下边。而美国今天因为各种原因,甚至蒂勒森对俄国是百分之百地强硬,美国部分的官员跟俄国的接触,又成为国会和联邦调查局调查的重点,所以这些官员恐怕也有意识地要撇清他们与俄国这种说不清的关系,所以在这种关系下,中美俄大三角可能就会标志着有某种非常微妙的、甚至实质性的变化。法广:美国似乎并不打算放弃对朝鲜发射导弹及进行核试的关注,近天来,美国航母群驶向朝鲜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是否有对朝鲜动武的可能?朝鲜真的会像它所扬言的一样动用核武吗?中国将采取怎样的立场?夏明 :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军事机器和它的官僚机器在运作起来,基本上是要阻止北朝鲜再发射或者实验它的核武器或者导弹。目前来看,走向战争或者美国对北朝鲜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是在越来越增加,而且从叙利亚的例子来看,特朗普是想向世界表明,尤其向中国表明,你愿意帮我就帮,你不愿意帮我,我自己愿意采取单方的武力行动。这一点,特拉普当政现在才一百天左右的时间,他就马上可以使用强势的武力,针对主要国家做出他的选择。这点当然会让中国和俄国重新审视,到底特朗普言行之间有多紧密?所以如果美国现在发出对北朝鲜最后的警告的话,我觉得应该从叙利亚的例子来看,可以说美国已经做好了对朝鲜作战的准备。而且它也做好了准备就是:中国不帮忙,它也可以采取单方面的军事打击。而且美国也不乏众多盟国的支持。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习近平给美国的信号、尤其是针对叙利亚的信号,基本上是:如果你要做,我们并不反对。所以习近平给了某种默认。但是现在有情况显示,中国在中朝边境大量集聚军队,而且也有战争动员的迹象,据我的感觉,不是说中国要做好第二次抗美援朝、要把它的军队送到北朝鲜去跟美国打一仗。因为首先中国现在没有意图要为金正恩牺牲几十万它自己的军人;第二,对于中国来说,金正恩也已经变成了它的一个麻烦。所以金正恩被解决,对中国长期的利益、国家安全来说是有好处的。第三,从公开的报道来看,似乎美国给中国也有某种承诺。如果金正恩被解决,美国要承诺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种无核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给中国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朝鲜半岛不会变成中国直接的一个威胁。所以从这些因素来看,当然美国要采取军事措施,要动手的可能性在增加。而中国要干预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它现在军事部署,与其说是要针对美国,不如说是要防范金正恩。因为金正恩已经发出一些话,要对中国进行报复。所以它估计更多的担心,金正恩在面临打击,以后的最后的疯狂。法广:你如何预测中美两国间今后的外交走向?夏明 : 目前来看,中美过去的几年关系发展很不顺,首先对抗比较多。我刚才讲的习近平的那两句话,应该说是比较放低身段。是不是有点回到了邓小平讲的这种韬光养晦、不与美国作对的这种外交政策,还有待观察。因为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在也成为各种利益集团争夺、冲突的根源。可以看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一方面是受到领导人个人的影响,所以习近平一直以强势领导人的面目出现;特朗普也是以强势;所以他们两人会决定中美关系必须往后退一步。不然就会造成两国的冲突,会给世界带来直接的灾难。另外,这种冲突会给中国带来灾难会更大。因为毕竟这种冲突最后发生的战争不会发生在美国本土,一定会发生在中国本土。因此两方的领导人都会有比较谨慎的表示。第二,中国的两国的外交也受到民意、民间社会和各种公共舆论的影响。现在来看,中国公共舆论的反美情绪(因为过去的爱国主义教育或者仇美教育带来的某种恶果),中国未来会不会进行某种调整,或者降低对美国的攻击,或者降低对国民的反美宣传,或者把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引向其他的国家,一个周边的(国家):日本或者菲律宾,或者越南、甚至印度,这都可能发生。另外我们要关注,中国的利益集团,尤其那些寡头,他们在中美关系中有很大的利益。在过去的四、五年,中美关系的紧张其实带来了很多的寡头、利益集团的最大的损失。因为这些人不仅在统治中国,而且他们本身也成为中国各大的海外的投资公司、上市公司直接的拥有人、老板或者董事会的成员。他们大量的资产其实是要通过全球的、他们资产的表现、尤其是在包括在纽约、香港、新加坡、伦敦,他们的股票市场的表现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好处。我们就以阿里巴巴为例,阿里巴巴前两个星期的股票价格已经低于它的上市价格。可以想想,现在全球,像美国,它的股市已经突破了两万点。这种情况下,阿里巴巴作为中国权贵集聚的这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一个所谓中国国家队的一个企业,在美国股市表现的如此地差,因此可以想象,中国的许多利益集团恐怕也会反思:到底跟美国冲突、跟西方冲突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关注,到底中国的利益集团、即使从它们私利的角度着想,恐怕也会调整对西方、对美国的仇视。当然这里边有大的博弈,其中还涉及到中国的民间, 包括中国的所谓的左翼,包括中国代表左翼工农情绪的新左派等等。但是我觉得,习近平恐怕面临的,会是逐渐降低对美国的仇视,降低对国民的反美宣传。应该说,中美关系,首先从中国做起,恐怕会走向更具有建设性、而不是对抗性的一种关系。欧洲国家面对源源不断的难民潮一筹莫展之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也称国际特赦)组织2016年春在全球27个国家展开民意调查,凸出民间社会对难民接收问题的宽容态度与政府决策的谨慎徘徊之间的差距。根据这项调查,在27个国家中,并不长期面对难民涌入压力的中国民众对难民的欢迎度为最高。如何看这项调查结果?中国民间社会对国际难民问题是否十分关注?是否有相应行动?中国政府面对困扰国际社会的难民危机立场如何?中国是否可以参与接收难民、以缓解欧洲国家的压力?我们电话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梁淑英女士和中国民间团体“国际法促进中心”的创始人和执行主任刘毅强律师。根据大赦国际2016年 4月2日至15日在中国18座城市、针对1005名成年人的电话调查,46%的中国受访者愿意接纳难民住在自己家中,80%的中国受访者笼统地认为可以接收难民住在自己国家。这一比例在此项涉及27个国家两万七千人的调查中为最高。中国并没有接收国际难民的传统,国际社会也时常对中国遣返朝鲜难民的做法提出批评。大赦国际这项调查结果因此多少有些令人意外。调查结果公布之后,美国信息网站Quartz就对这项结果提出质疑,认为调查问卷的中文版本中,第一部分问题虽然明确提到逃避战争和迫害,但在涉及难民接纳的第二部分问题并没有明确强调这一点,受访者对问题的理解既可以是逃避战争或迫害的国际难民,也可以是逃避灾难的国内难民。法广中文部索取了大赦国际此项调查的中文问卷(见以下附件)。第一部分问题的中文表述分别是:1)人们应该能够在其他国家避难以逃脱战争和迫害;2)我们的政府应该在帮助难民逃离战争和迫害方面做更多努力。受访者应当对这两种表述表示“非常同意”,“比较同意”、“比较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中文问卷的第二部分问题表述为:您个人能够多大程度上接纳难民?您会愿意让他们住在(哪里)____?受访者只能在问卷提供的6个答案中任选一个。中国国内关注国际难民问题的学者对大赦国际这项调查结果,评论也多有保留。中国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接待了近30万印支难民,一方面这些难民大多有华裔血统,另一方面,那时的中国对国际难民问题缺少法律上的认识,中国媒体因此鲜有报道。中国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梁淑英女士认为,中国普通民众对难民问题并不十分关注。中国民间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注度有限梁淑英:“一般中国人对难民问题并不太关心,当年印支难民到来时,中国还没有批准联合国那两个条约:1951年的《难民地位公约》和1967年的《难民地位议定书》。(那时候),我们和国际社会交流也比较少,我们在70年代以后才逐渐与国际社会增加交流,并批准了那两个公约,我们才对难民问题刚刚有些了解。所以,一般老百姓都不了解难民问题。最近一些年,个别媒体报道了一些有关印支难民在中国的情况,再加上有些高校在国际法课程中,会讲到一点难民问题,内容很浅,但也算是一种宣传吧。还有一些少量的论文、专著出现,这些都对传播国际难民法是有推动作用的……”法广:就是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这个问题没有太多意识……梁淑英;“对,一般老百姓基于他的文化层次和所从事的职业的局限,恐怕很难知道什么是难民,除非是那些印支难民所在的当地。这些难民知道自己是难民,这跟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另外,跟中国的宣传也有关系, 其实他们当初自己跑进来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难民。现在我们加强了宣传,他们自己也知道保护自己的合法地位、保护自己的权利了。知道可以享受难民身份的权益。”中国民间团体“国际法促进中心”的创始人和执行主任刘毅强律师曾在2015年10月中旬前往德国多座城市,实地调查德国接收难民的情况。他如何看中国民间社会对国际难民问题的关注呢?刘毅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家怎么看难民问题?我觉得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关注,尤其是去年9月叙利亚小男孩在海滩上那张照片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以后,给人的感觉就是,难民问题还是比较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但确实这并不是发生在中国身边的事情,这种关注还停留在新闻上,有一些报道,但整体来说,公众并没有很多行动。”“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去接收难民,关于这个问题是有一些讨论。我觉得,民间是有一种对新鲜事务的好奇心理,觉得这不是一件不可以做的事情,包括前一段时间大赦国际做过一项调查,说中国是对难民欢迎程度最高的一个国家,当然,这个调查一些偏颇,尽管如此,也还是从很小一点看得出来,民间对解决难民危机也好,对帮助那些难民也好,还是有一定的活力,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可能也有些自己的计划,但现在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式让这些活力、让这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发现一个很好契机。”法广:您提到大赦国际的那项调查可能有些偏颇。具体指什么呢?刘毅强:“根据我的了解,(这项调查得出的结论)肯定不是真实的情况。我们经常做一些难民调查、报告,这些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您也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发现,大部分民众对接收难民的态度还是不是完全开放的,毕竟这些难民大部分是穆斯林,来自中东地区,和中国人的文化、宗教有很大区别,所以,一般人还是认为接收难民不是一个特别明智的选择。根据我的理解,达不到大赦国际所说的近50%的人欢迎难民的水平。”中国政府立场如何?法广:今天的中国在难民问题上是 怎样的一种立场,怎样的政策?刘毅强:官方的立场是说会积极地帮助解决难民危机,上次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的时候,(中德两国)还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总理李克强当时表示,会积极促进难民危机的解决。法广:中国在解决难民危机努力中提供的帮助是否更是在 物资上和经济上对身在欧洲的难民提供支持?刘毅强:“物资上肯定会有一些支持,但好像也不是特别大。更多地支持好像更是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帮助缓解难民危机,比如为结束叙利亚战争做出努力,或者在伦敦人道主义救援的会议上做出努力(2016年2月叙利亚人道主义捐助方会议在伦敦举行-法广注)。”法广:欧洲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有人提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否可以帮助缓解一些难民危机?就您的观察,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如何?梁淑英:“中国虽然说是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在国际上还是很低,整体上,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虽然有很大提高,但和欧洲相比、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差得很远,这也是实事求是。”“欧洲遇到难民潮,从合作的角度讲,如果经济上实在困难,中国政府愿意出些经济力量,这也未尝不可。从人道主义、从合作的角度讲,中国接收其他难民时,欧洲也曾经提供过支援。我觉得中国政府是可以这样做的,习近平也曾这样讲过。但是,如果说是把进入德国或其他国家的难民转到中国……这其实是双向的选择,不仅是中国是否愿意的问题,还有难民是否愿意的问题。因为,一个难民逃到一个国家,无论是长期居住那个国家,还是临时居住,总是希望民族相近、语言相近、文化相近、还有他自己希望的安全和生活的居住地。”为什么阿富汗难民远道逃往欧洲而不是中国?法广:目前涌向欧洲的难民有叙利亚难民,也有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难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与中国比邻,在您看来,这些国家的难民为什么会长途跋涉到欧洲,而没有想到进入中国?是进入中国边境不很容易么?刘毅强:“当然,进入中国边境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无论从地理上说,还是从中国对边境的控制来说,中国对边境的控制肯定是更加严格一些。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欢迎、安置难民的社会体系、法律体系。比如,难民入境以后,有怎样的法律体系,这一点目前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空白。还有,我们去德国考察的时候发现,德国的社会组织非常活跃,不是一、两家组织,而是整个社会都从不同方面动员起来了,有的是提供庇护场所、临时住所,有的是提供衣物,有的是提供医疗设施,有的是给妇女、给孕妇提供救助,还有心理救助、律师服务等等,这是一个很大的社区、Community 的概念,这些在中国都没有。但如果没有这些,不管是难民自己的选择,还是中国自己接待难民的能力,这两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他们的选择也是根据现实情况做出的。”法广:您刚才提到大赦国际这项调查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民间社会在难民问题上的某种活力。目前中国是否有民间团体开始在这方面的工作,做一些宣传活动,或者做一些救助努力呢?刘毅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advocacy(辩护),一个是救助难民。关于救助难民,零零星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行动,有一些中国的组织会走出去帮助难民,也有一些个人会走出去帮助难民。我们自己在6月17日至19日组织一个难民儿童画展,画展同时,我们也会请人来主持一些主题沙龙。从这个角度看,民间已经开始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做出努力。”“第二个方面,advocacy, 就是说是否有人在中国帮助难民说话,帮助他们争取权利。在这方面的行动相对比较弱些。”法广:您提到在德国考察的时候,注意到社会组织的力量。那么在中国,在难民问题上,社会组织发展起来的潜力如何?刘毅强:“这种潜力是无限的!德国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可以有这么多人做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话……另外,境外NGO的法律已经修改,新的慈善法也已经推出,这(难民问题)肯定会是一个张扬产业,很多人会慢慢关注,这个议题开始做起来的一个契机,一个出发点。我们在德国考察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很多NGO以前是做其它项目,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难民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帮助难民上面,这在中国应该也是可以做的。中国有很多组织在帮助弱势群体,在难民问题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转换成帮助难民的群体,整个来说,这是很有潜力的一个行业,或者说领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如刘毅强先生在德国考察时注意到的那样,在目前困扰欧洲的严重难民危机中,有政府行为,更有一种大规模的民间社会的动员与行动。中国政府不久前推出的境外NGO管理办法一度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这项新法能否像刘毅强先生所期望的那样有助于中国民间社会发挥出在救助难民问题上的活力值得关注。

慕容雪村是互联网时代成就的著名作家。但将网络作品整理出版的过程让他领教了中国神秘莫测又无所不在的审查制度;他对当今中国社会的观察也没有只停留在文学写作,近些年来,他越来越多地就公共事件发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选择沉默的时候,担当起敢言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他的敢言使他成为当局眼中的敏感人物,他不断被警方邀请“喝茶”,他粉丝众多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13年就已经一一被注销。失去了表达平台的慕容雪村开始把自己归类为异见者。2015年9月底,慕容雪村来巴黎参加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的法文版发行活动,他接受了法广的采访。慕容雪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在互联网上发表处女作《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一举成名。此后,他陆续发表《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原谅我红尘颠倒》、《中国,少了一味药》等多部作品,成为当红一时的网络作家,他的新浪微博有数百万的追随者。2010年的人民文学奖的“特别行动奖”可以说是对他的文学创作的一种官方认可。不过,近些年来,他越来越多地就公共事件发声,逐渐成为少数仍然敢于发表独立见解的意见领袖。他因此而遭到当局的网络封杀,但他仍不改初衷。2014年5月初,浦志强、徐友渔、郝建等人因为家庭聚会纪念六四25周年而被捕,正在国外的他在网络上发表《投案书》,表示在回国后愿在家静候警方抓捕,因为他以书面发言的形式,参与了这次家庭聚会活动。2015年5月底的纽约书展期间,他与多名作家聚集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前,公开抗议中国的审查制度,声援被因言治罪的作家……《中国,少了一味药》是慕容雪村2009年卧底江西上饶一个传销团伙后完成的调查作品。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一个正常人如何可以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下,在谎言的反复灌输中,一步步走向深渊。如果说作者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揭露了传销团伙的内幕的话,这些内幕折射出的更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 慕容雪村:从当红作家到异见者(完整内容) 法广:您写《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2010年。这本书写的是传销团伙的内幕,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中国社会的现实景象。五年之后,您觉得中国的这种社会现实有什么变化么?慕容雪村: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坏,特别是最近这两年。我本人身边就有超过13个朋友被捕;我们的报纸、杂志、电视,所有媒体,报道的尺度统统收紧;言论自由方面大幅倒退;我自己有15个社交媒体账号被注销,法治状况愈发糟糕:就在今年的7月10日,超过200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被逮捕,虽然其中的许多人已经被释放,但这样的抓捕行动本身已经可以说明问题。在经济方面,情况也是相当不容乐观,工业、农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股市在6月份也经历了一场大灾难……从种种状况来看,我觉得,中国的形势越发困难,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些异议人士,所有的中国人都将迎来一个更加艰难的未来。洗脑式教育甚至可以扭曲人的本能法广:在写《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本书的时候,您说:“这是一片适合传销的土地,所有传销者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缺乏常识。”您说的这个“常识”指什么?因为“饿了要吃饭”,这已经不是常识,而是本能!慕容雪村:那本书其实写的不仅仅是传销,传销只是我写这本书的由头而已。我试图讨论在中国生活中缺少的那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像“饿了要吃饭”这样的事,还会有人被骗?为什么有人会教人们“饿了不要吃饭”?它大概可以说明,愚民教育和洗脑宣传,甚至会扭曲人的本性,而被扭曲的不仅仅是吃饭这一件事情。这本书的书名叫《中国,少了一味药》。在我谈论的这味药 常识 之中,其实包含了许多特别浅显、而且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我们在讨论“国家”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应该把领土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国家,与政府区分开来。但是,在中国,大量的人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们把政府当作国家、把执政党当作国家、甚至把党魁当作国家……这是中国的爱国主义宣传中常见的问题,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法广:在这本书里,您说在卧底传销团伙的过程中,您意识到被洗脑其实是再容易不过的一件事,但是您自己还是抵制住了那种洗脑式的反复灌输。您自己出生在70年代,八九六四的时候也就是十五、六岁,就是说在您从少年走向成年的这段时间,正是八九六四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活跃陷入低潮,政治气氛走向紧张,但您一路走来,却可以坚持独立思考。那么,人还是可以抵制这种洗脑模式?慕容雪村:非常难。不必说远了。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谈到中国作家群体,我说,论勇气,论对现实的认知程度,论对中共意识形态的认识,作家这个群体不见得比其他群体高明多少。作家以读书、写作和思考为业,他们的表现尚且如此,其他群体,就更不必论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的宣传机器依然非常非常强大。我个人,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往国外跑,可以及时读到境外的读物,也可以了解到国际媒体对某些事件的看法,正是这些,一点点把我从那个宣传和教育的深渊里拖出来。在这同时,自己也要努力,要不断思考,特别是对中国媒体的报道及其观点,一定要有足够的警惕。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看到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报道,我就会下意识地问自己:这么说对么?道理何在?然后就会发现其逻辑上的漏洞,以及那些狡许诈的诡辩。假如懒惰一点,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我能走到今天 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清醒,但是,这仅有的一点清醒,也是从阅读和思考中得来。“在一个没有公共空间的社会,何来公共知识分子?”法广:在当今环境下,在中国坚持独立观点还是相当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很多知识精英都选择了沉默,但您还是坚持站出来,而且是在“公知”被污名化的时候,站出来,担当起这个角色。您怎么看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呢?慕容雪村:通过“公知”这个词,你可以发现我本人的变化。我现在对这个词非常怀疑。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在公共空间中讨论公共事务。在2009到2012年,因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中国)有了一点点公共空间,“公知”一词也是在那几年最为流行。但现在,随着习近平政府变本加厉的审查、限制、恐吓和更为恐怖的镇压,公共空间已经不复存在,我这样的人,更是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了。一个没有公共空间、不能自由表达的社会,何来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更愿意把自己称作是“异议知识分子”、“异见者”。我们没有什么空间,但还是坚持着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能够到达的平台上,仅此而已。“身处斯世,唯有奋不顾身”法广:刚才我们提到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风险很大。这些年,在中国政治空间收紧的情况下,被抓捕的可能其实一直没有远离你们日常的谈话:“下一个抓谁?”“下一个可能就是我……”我想,被抓捕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您怎么面对这样的恐惧?您天生比别人更勇敢么?慕容雪村:我写了一篇未公开的公开信,如果有一天我被捕了,你就能看到它。在这封信里,我是这么说的:“我并非勇者,但身处斯世,唯有奋不顾身。”这是真心话。我并不勇敢,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家里会不会有摄像头?当警察来敲我的门,当他们找我去喝茶,我就会想:如果有一天我被抓了,我会怎么样?我的亲戚、朋友、家人会怎么样?然后就会情不自禁地颤抖。没有多少人像我一样了解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那里的生活,其残酷、屈辱和单调,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或许有人会对坐牢抱有浪漫幻想,但我肯定没抱什么幻想。但在这个时代,还是有许多人不怕坐牢,不管当局多么横蛮,还是有许多人敢于反抗,敢于高声讲出自己的观点,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是,坐牢,特别是因为言论和政治见解而坐牢,差不多成了一件光荣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备受尊敬。这是近些年的一个重大变化。第二个原因是,像我们这样的人长期在恐惧之下生活,多多少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处理恐惧的能力可能(比外界想象得)更强些,更知道怎么样应对这种恐怖之下的生活。还有,我今年41岁,算是中年人了。在我这个年纪,应当为我们自己的社会做些事情,算是一点责任感吧。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么多朋友都被抓了,我多多少少对他们有一种道义上的愧疚:既然你们都被抓了,那好吧,我来陪你们。“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型的传销社会”法广:我们再回到您的这本书《中国,少了一味药》。您在书里提出一个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当有一天这些传销者耗尽了积蓄,拖垮了身体,走投无路的时候,发觉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他们会怎样回报这个纵容传销的人间?如今您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么?慕容雪村:已经发生过几起这样的案件:几年前,有个人在江苏泰州一个小学门口,拿着刀砍孩子。那个人据说就是一个传销者。我想,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这样的人。一直到今天,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重视传销,至少有一千万人被蒙蔽在这样的骗局之中,这些骗局不仅骗他们的钱,还要摧残他们的肉体和精神,这是更重要的。法广:您说中国社会对传销现象始终没有足够的清醒认识。但是,洗脑式灌输、对人的蒙蔽等,这些都不只是传销团伙中才有的问题。这是否也注定短期内中国走不出这样的社会逻辑呢?慕容雪村:其实,传销在其他国家也有,但上当的人非常之少。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个群体(上当)?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和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是一致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容易被洗脑?因为他们的脑子本身已经被洗了一半了,或者已经完全被洗脑了。换句话说,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型的传销社会,我们就是一个大型传销团伙,都是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传销团伙中,这个目标是两年赚五百万;在更大的中国社会中,这个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最近共产主义这个词又成了热词,可以说是甚嚣尘上。其它诸如强迫人们吃苦、屏蔽信息、大量散布谎言,……这些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可以认同这种宣传、这种说辞,那么当他接触到传销,就会毫不费力地接受他们所有的荒谬理论。这说明,这两个社会 传销社会与中国社会 具有相同的结构,而这就是我这本书所要讲的。2072年的中国会是怎样?法广:您好像在写一本新书,写未来中国,2072时的中国可能是非常贫穷、鲁莽的社会现实。您对中国前景的预测如此悲观么?慕容雪村:小说不完全代表我对未来中国的看法。这本小说取名《我们的新时代》。故事一开场就发生在2072年,那是一个更加封闭、更加保守的社会。很多人会问: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号称崛起的大国,它会变成那种状态么?从最近两年发生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中国重新走向封闭和落后非常可能。我说的封闭和落后更多是在思想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舆论思潮在整体地后退,政府的宣传机器全力开动,开始批判普世价值,反对民主宪政,新闻自由状况越来越差,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状况越来越差……但大多数人都对此置若罔闻,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发生,一言不发,假装与自己全无干系。这些事情慢慢发展下去,到底会走到什么程度,实在很难想象。同时,大量的国际企业撤出中国,在许多城市,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非常明显地衰落下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已经是个事实,但到目前为止,共产党并没有多少提振经济的好办法。而且,这前三十年的发展基本是一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发展。中国会不会重蹈北韩的覆辙?我们知道,北韩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早期的时候,其生活水准不比中国差,但后来却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饥荒。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状况会越来越糟糕?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在中国重新发生?我觉得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在今年5月份,(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共统治进入崩溃期。这个话题并非始于今天,大概自2009年之后,这样的话题在中国的知识人圈子里、媒体人圈子里,讨论得非常热烈,几乎每次聚会都会谈到这个话题,有人甚至为此下了极高的赌注。高智晟最近也预测中共会在2017年倒台。这事或许也能说明一点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大量的中国人开始觉醒,认识到这个政权自身的不足,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改变。而民间的反抗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间,中国有可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生大的变革。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可能都需要有一点想象力: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中国共产党突然不存在了,或者中国共产党不能持续它的统治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中国主席习近平接任最高领导权已有三年多时间。习近平掌权后展开的大力反腐运动,声势浩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国际舆论纷纷称习近平为毛泽东以来最强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掌权后的三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持续了近三十年的经济腾飞,却逐年蒙上放缓的阴影。中国政府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局势的严峻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威信也受到空前挑战。就此,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来谈谈看法。法广:习近平掌权之初,似乎树立了极高的威信,民间广为流传“习大大”的亲切称谓,又称其夫人为“彭嘛嘛”。民间的这种做法反映了怎样的一种心态以及中国的特色?夏明:“习大大”和“彭嘛骂”的出处,我觉得不应该来自于民间。应该是和他的子女有关系的。比较接近北京内部的人也对我讲过,说这里边可能是他的女儿和孙辈的人的一种运作。而且我们也知道有学习小组,学习小组也是由习近平的子女这一辈人所组成。那么他们在有意识地把习近平和彭丽媛打造成可爱的父母的角色。我觉得其中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他们想要把他们拉近、作为一种父母官的角色推出给老百姓。另外他想营造出一种亲民的形象,打造出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公关形象和公关品牌。民间当然就跟上去了。在中国有一种跟风,尤其跟风的原因,是因为习近平和他的家族毕竟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某种希望,而习近平一上台以后,这种反腐、主要晋升中国社会的正气等等,也让老百姓感到了某种共鸣。所以“习大大”和“彭嘛嘛”也可以流行了起来。当然,下面还要有宣传部这些人的怕马屁,就把这个概念变成了非常风行的概念了。法广: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习近平的威信似乎受到挑战。文宣系统多次出现不可思议的“政治事故”,甚至传出“倒习公开信”。您对此作何解读?其中的内幕究竟如何?夏明:我们看到“倒习”当然是一种内部权力斗争的反映。因为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无论他们是生活在习近平一人独裁的统治之下,还是中共一党独裁的统治之下,其实差别都不是太大。所以对老百姓来说,到底习近平是想把他过去面对的集体领导方式、权利均衡的方式,把它推向习近平个人独大、就是委员会来治国,来突出习近平的权利地位,或是说进入到习近平所期盼的习核心的地位。这个权利争斗,其实对老百姓来说,关系不大。只要是中共的统治,对老百姓都是一样的。现在为什么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习近平他们的做法对他们的影响更大呢?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在胡锦涛的统治之下,九龙治水是中共寡头的一种统治。这样的话,有几大家族,他们可以相互平衡,而且可以各有各的独立王国。其他人根本就是针插不进、谁也泼不进的。就像周永康打造他的政法和石油系统、刘云山打造宣传系统、还有江泽民家族垄断了电信系统、温家宝家族也垄断了各种新兴的、包括保险呢等这方面的系统。所以对于中共这些高级的官员来说,各大寡头来说,习近平想搞一者独尊、想赢者通吃的话,第一根本就在于,这么多家族,他们的利益是不是受到损伤?而以习近平目前这种打老虎的态势来说,当然伤害了许多山头的利益。包括像令计划、周永康、薄熙来,他们都被拉下来了。当然都是一个削山头的做法。所以也会给中国高级的领导人带来一种不安。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要削山头,下面的领导人就要站队。站队到底站对了还是站错了,你到底依靠的山头最后是被削平了、还是被习近平给收买了,或者你能够归到习近平一条线上,这些都是非常不确定的。而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都会带来所有的高官担心他们的身家性命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可能丢官,丢了官就会丢掉财产。丢了财产,政治上可能就会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这样就在中共党内爆发了一场争夺权利的大拼搏。而且我们也知道,习近平在接班的时候,也遇到了几方的挑战。一个是胡锦涛钟爱的接班人,我们都知道是李克强。团派一直培养上来的。而令计划是胡锦涛的另外一个臂膀之一。令计划也有野心想做中国最高的领导人。另外在太子党里边,薄熙来也在争夺最高的权利地位。而且也跟习近平发生了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地位遭到了各方的挑战。所以目前中层的共产党人要求习近平辞职的辞职信,我觉得更多地是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法广:目前,习近平大力反腐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阻止资本的外流。2015年,中国资本外流规模空前,引人深思。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它又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夏明:这里边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习近平他根本就不懂经济、根本不懂经济最根本的规律。现代经济是资本经济,资本是流动性非常强的。而且资本有着两方非常灵活的角,它可以很快就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但是如何把资本稳下来?不是靠命令。因为资本、尤其是外资和私营资本,它们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你有绝对的权利,你就可能带来绝对的腐败、绝对的错误和绝对的愚蠢。这样的话,对资本的伤害就会更大。所以很多外资和私营资本就会撤走。那么,什么东西才是主权国家可以建立公信制的机制呢?资本主义的诞生是从15、16世纪,从地中海开始产生。到现在500来年,它们已经发展出一系列的公信机制,只要遵纪守法、正常运做,就没有任何的主权国家、没有任何的国王可以掠夺我们的财产。这些公信力的机制第一来自于国会。第二,很重要的,就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相对是一个独立、中立性的机构。它们以中立、独立来掌管货币。尤其是能够保障货币不至于通货膨胀。第三就是民主国家、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一般都会遵循汇率的自由流通,自由变化,也就是资本的自由流通,汇率是受资本市场或外汇市场需求的影响,国家并不去强制地管控资本的流通。所以这三点,我们看到,中国都没有。而习近平又以目前完全 “任我行”的方式来“反腐”和“管控经济”,这样其实他一手把法制经济给破坏掉了,另外把市场经济也破坏掉了。完全变成了一人的管控了。这样的管制经济当然会把所有的这些所有者吓跑。习近平交的越狠,资本跑得越快。李嘉诚就是一个例子。法广:中国经济发展的放缓,对习近平为首的现政权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造成影响,有否可能危及政权的稳定性?夏明:当然我觉得首先是对习近平的地位有没有影响,第二对中共的地位有没有影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对习近平来说,习近平要建威,主要的方法是反腐,他的“老虎苍蝇一起抓”,在刚开始的一年、两年,确确实实也吸引了老百姓的一些眼球。引发老百姓有些兴奋。因为对老百姓来说,他们本身在这个权利争夺中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他们看到有些打老虎受到整肃,当然心中是高兴的。但是一旦老虎被打下去,牵扯的人也越来越多,当然也就带来党内官僚体制的消极怠工、官员抵制、或者官员用各种办法来殆政。这就给老百姓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原来老百姓觉得,官员们贪也就贪了,但他们还干事情,但是现在呢,官员也贪了,却有很多官员不干事了、不理政了,这对很多老百姓来说,许多事情不会更方便,反而越来越不方便了。第二,就是反腐、反贪,最后的结果是到底对我的经济有什么影响?如果反了半天,对我个人没有任何实惠,相反,我的经济收入还在下降、我还得下岗、我还得面对物价的不断高涨,这样的反腐对我就没有价值。这样的话,反腐就会失去它的受欢迎度。习近平实际上就面临这两个挑战。这两个挑战其中当然有中国经济大趋势所决定的,另外有的是由习近平个人的错误所决定。所谓中国大趋势所决定就在于,中国在经历了30年的经济奇迹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当量的不断增加,本身这种两位数的增长数字是不可持续性的。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维持两位数的增长、维持到30年以上的。所以中国必定会回归常态、经济一定会从两位数回到一位数、从一位数回归到比较正常的5%左右。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做好这种未雨绸缪的准备。它当时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经济会出现各种常规化的转换。尤其是世界上所有100多个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的中等国家的陷阱。他认为他是可以超越所有这些经济规律的,所以他打出“北京模式、中国模式、北京共识”,都是想去证明:世界上所有的经济规律、或者是世界上经济学家对他的警告,都是无用的。因为他觉得他掌握了奇迹、掌握了一个密码、可以维持永久的经济增长。这个想法完全是错的。第二是习近平的执迷不悟。他对当今全球化的经济,根本就没有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就不可能“筑巢、引凤凰”。当然中国经济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凤凰涅磐。中国共产党过去有多余的钱,有了钱,它口气就大,它不缺钱以后呢,就用钱去花钱消灾。所以任何的维稳问题、任何的社会冲突、任何的军队的腐败,它里面的掩盖,都是靠钱来打点的。它在国际上的竞争,尽管它没有价值观,它没办法以普世价值、或是它的回归人类的主流获得人们的尊重。但是它可以不断地撒钱、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大撒臂外交“,它也可以获得某些好感。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旦中国最不缺的东西"钱"开始缺了,没有钱了,该怎么办?它在国际上过去靠钱买来的朋友逐渐会离他而去,而在国内,以前靠钱消灾来打点、来弥合的这些冲突,现在也会逐步地暴露出来。习近平的地位当然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的挑战。这么多其他的中国领导人也会担心:如果照这样走下去,最后要全体崩盘、全体都要玩完。所以我觉得,中国无论是退休的、还是在任的领导人,恐怕都会有一种危机感。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一定会重新调整。中国的经济危机,恐怕不仅是带来习近平的危机问题,习近平的危机恐怕会带来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危机。这个可能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有的既得利益者所不愿看到的。2005年年底,香港《亚洲周刊》将中国维权律师评为2005年风云人物,认为他们代表着中国司法的良心和社会的正义,因为他们敢说真话,不畏强权,以宪法为武器,为十三亿中国人维护宪法赋予的权利,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十年之后,当年《亚洲周刊》列出的14位维权律师代表大部分或者坐牢,或者被剥夺了律师资格,或者流亡海外。2015年7月,更有百余名法律工作者被当局莫名带走,其中30余人时至年底仍然没有获得自由,更有15人在2016年新年伊始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我们电话采访了在2005年《亚洲周刊》风云人物榜上的维权律师滕彪先生。法广:我们是否可以首先回顾一下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为什么会出现维权律师这个概念?律师的职责本身不就是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当事人权利么?滕彪:“维权”一词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但主要局限于消费者维权、小区业主维权等案例,比如王海打假当时引起很大反响(法广注:王海被称作是中国打假第一人,1995年成为第一位中国保护消费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的获得者。)但是,真正的、以律师参与为主的维权运动开始于2003年前后,维权运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观察者的关注。从道理上讲,律师当然都应当维权 维护当事人权利,但是,在中国,一方面,有很多律师并不敢维权,并不是按照律师应有的角色去做维权的工作,比如,在政府违法的时候,在法院违反程序、违法判案的时候,很多律师并不敢死磕,跟政府、跟法院依法抗争,另外一方面,有很多案件,比如法轮功案件、涉及到政治犯、良心犯的案件、或者一些涉及酷刑、涉及拆迁的案件、像涉及新疆、西藏等一些敏感案件等,都有很多律师不敢代理。在这种背景下,有一些律师敢于站出来用法律维护当事人权利,或者利用现有的法律去争取一些法律和政策的改革,比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就成功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类似的案件越来越多,于是,就有学者在2003年底时总结过去一年的公共事件,把这一年称作是“公民维权元年”。维权运动、维权律师的影响随之越来越大,加入维权运动的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也越来越多。法广:回想2005年,《亚洲周刊》把维权律师评为当年的风云人物的时候,当时维权律师的努力其实并不顺利,当时,他们中已经有很多人或者遭到骚扰,或者受到威胁,甚至被关押,但是,十年之后,回顾当年,维权律师在2005年时面对的形势与十年后,维权律师面对的形势有什么不同么?滕彪:2005年年底的时候,维权运动的发展处于一种非常繁盛的阶段,有很多热点案件,也涌现了很多维权律师,除了《亚洲周刊》评选的14位维权律师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维权律师。2005年至2012年之间,维权律师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维权律师之间的相互联络也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协调性、组织性的团体,这种发展在当时相当快。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前,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从未停止过,像2006年对高智晟律师的抓捕、酷刑和判刑、像郑恩宠律师、郭国汀律师等多名律师被判刑,或者被迫流亡,还有一些包括我和唐吉田、刘巍、江天勇等律师被吊销了律师证;2011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时,有很多维权律师被绑架、被失踪、或受到酷刑,关押时间从几周到几个月不等。但总的来说,2012年之前,维权律师虽然付出了很多代价,遇到了很多麻烦,但人数在增加,力量在壮大。2012年底习近平上台之后,加剧了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像许志永、赵常青、唐荆陵、浦志强等很多律师被抓捕,尤其是2015年7月9日,当局更是针对维权律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抓捕,到今天为止,还有36名维权律师和一些法律工作者被关押和被失踪。与2005年的形势相比,维权律师面对的环境更加恶劣。当年上榜的14位维权律师,除了一名之外,其他都是被关押过,被绑架过,有些人被迫流亡,还有些人至今仍然在狱中。法广:相对于2005年,中国的公民社会如今比那时更加成熟,维权运动的发展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型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理解公民社会更加成熟的今天,维权律师面对的形势反而进一步恶化的局面?滕彪:这一点很有意思。维权律师和维权运动遭受如此巨大的打击和清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维权律师在过去十多年间的成长壮大,是公民社会和维权运动在过去十多年间逐渐吸引了更多人参与,而且逐渐形成了街头化、组织化和政治化的趋势。维权运动的这种快速发展让当局感到恐惧、害怕,他们认为维权运动已经威胁到执政安全。在习近平和中共看来,如果不对维权运动进行非常大规模的严厉镇压,整个局面可能会失控,他们维持的一党制会受到挑战。在他们一贯的斗争思维里,在面对冠中危机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全面清洗。法广:那您如何看如今维权律师这个群体在当今中国面对的形势?正如您刚才所说,去年7月初,百余名维权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被抓捕,到目前为止仍有30多人没有获得自由,有些人甚至没有了消息。在这一波打压之后,怎么看他们所处的形势?滕彪:首先,在2003年、2004年的时候,维权律师的数字在全国也只有20、30个人左右,后来的发展非常快。今天,活跃在中国各地的维权律师有几百人,如果再加上在一些偏远地区维权的律师,这个群体的人数还是相当多,通过网络,通过媒体,维权律师在社会中的影响也比2004年、2005年大得多。其次,尽管当局对维权律师展开大规模的抓捕,活跃的维权律师几乎都被关押、被失踪,但是,维权运动并没有停止,维权律师还在继续抗争,一些新的律师不断加入维权运动的行列。除了律师之外,其他的民间团体和维权人士也在冒着风险,持续抗争……法广:但是,这些NGO民间团体去年也遭到了严厉打压。您怎么看整个公民运动的前景呢?滕彪:当然,除了律师,NGO也受到非常大的打压,但另一面是有很多人仍然在不屈不挠地抗争,因为中国社会在不断的产生侵权事件,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维权要求,不断产生需要化解的各种矛盾。想要通过行动,通过抗争来维护权利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当局的大规模镇压方式,现在看来,是无法达到它想要达到的目的,想把民间维权运动彻底消灭,他们达不到这样的目的。滕彪最后补充说:“第一,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当局面临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等各方面的危机,他要通过镇压整个民间社会来展示力量,来试图化解这种危机,避免政治上的变革,但是,现在看来,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形势,正在形成,中国国内的民众和国际社会应该认识到这样一种变化的可能性。”“第二,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更多地支持、关注、声援被捕的维权律师,因为中国对人权的侵犯、对自由的侵犯,不仅仅影响到中国人,也会影响到自由社会,影响到全世界,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可能最后导致西方国家和全世界都会遭殃。”* * * * * * * * * * * * * * *在维权律师的推动下,实施了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于2003年被废除;十年之后,中共中央又在2013年底宣布废止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劳动教养制度。维权律师的努力取得过成功,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名列《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排行榜的14位维权律师代表中,许志永于2014年4月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判刑四年;高智晟在经历多次绑架、酷刑和牢狱之后虽然刑满获释,却与外界失去了联系;2013年还曾荣登《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人物的浦志强在被关押一年半以后,于2015年12月22日被以“煽动民族仇恨”、“寻衅滋事”等罪名判刑三年,缓刑三年;《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评选揭晓时已在狱中的广州维权活动人士郭飞雄,2013年8月再次入狱,并于2015年11月底被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等罪名判刑6年;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在经过4年有形牢狱之后,又在家庭牢房中遭遇种种迫害,终于在2012年逃出东师古村,此后流亡美国;上海律师郑恩宠2006年出狱后长期受到监视,经常被传唤;李和平律师在2015年7月初的维权律师大抓捕行动后,数月内音信皆无,最近刚刚被当局宣布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批捕;滕彪则在2011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起的波澜中,被莫名失踪70天,如今他已经流亡美国……14人中,如今大概只有莫少平律师仍然在困难、微妙的司法环境下,为身处险境的异议人士辩护……而在2015年7月的大抓捕行动中,百余名维权律师以及他们的合作者被抓,其中15人于2016年初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他们的辩护律师和家属在2016年新年献辞中写道:“2015年,我们共同经历!我们经历了恐惧、屈辱和失望……2016, 我们会继续挺立!即使我们倒下,也会是一座丰碑。”抖音歌曲巴巴类习近平上台之后,提出了“中国梦”这一新的执政理念。如何解读“中国梦”?中国能否绕过民主的普世价值,坚持“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而立足于日新月异的国际社会?西方民主是否适用于中国?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先生在《倾斜的天安门》这部引人深思的新书中,针对未来中国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前景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法广: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究竟是什么梦?与中国人民理解的“中国梦”是否相同?陈破空:习近平提出 “中国梦”,其实是源自一个解放军大校刘明福的著作,刘明福的著作叫“中国梦”。他提出的“中国梦”是中国要做世界头号强国、世界一流国家。他说: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意思是说要交给中国。要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我想这种思维就跟二战前的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和冷战中的苏联一样,都是企图挑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民主国家美国。这种梦实际上是一种帝国梦。中国梦其实在中国各阶层中有不同的解读。在中国统治者那里是帝国梦,在中国官员那里却是发财梦,在中产阶级那里是移民梦,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其实是民主梦。所以在很多中国人,所谓永远的梦都是一个移民梦,最后又归结到“美国梦”。就是有汽车、有房子。所以这个中国梦是一个不统一的梦,而在描述“中国梦”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说,实现的途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规定了这个途径,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我想这只是中国统治者自己做的一个梦,跟中国人民的梦想格格不入,甚至可能背道而驰。 法广:有人说“共产党变了,至少中国经济在发展”,还有人说“批评共产党没有用”,你在书中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陈破空:对,总是有人说共产党变了,所以经济在发展。事实上,发展经济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能,并不值得它大书特书。说共产党变了,是因为说看到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在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事实上,与其说共产党在变,不如说中国在变。与其说中国在变,不如说世界在变。中国的变化是世界带动发生的。而中国内部的变化却是人民带动发生的。不管在哪一种变动因素中,共产党的变化都是最被动的。是中国社会最落后的那一部分。是被动的变化,人民的变化是主动的。就好象中国政府在人们的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一些诸如劳教制度、或者是收容制度,不得不取消一胎化政策,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愿意,而是在人民的压力下、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所做出的变化。至于有人说批评共产党有没有用?我们知道,即便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民选的政府都要接受民众的批评和监督。像美国政府,经常在人民激烈的批评声中度过四年或者八年,这样才能够建胜恐惧、诚惶诚恐,小心施政,保持与人民的利益丝丝相扣。所以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民主的政府,都要接受批评。没有理由说一个集权的政府、中国政府不接受批评。中国古人曾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中国古人还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当今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不可能让批评缺位。不管是国内的批评,还是国外的批评,事实上在多多少少都促进了中国、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变化。所以中国共产党被迫做出的变化,都是在国内外的批评声中做出的。如果真正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我想一切都不会发生。即便批评显得很微弱,那都是滴水穿石的作用。法广:人权和生存权,是一致的还是矛盾的?人权和主权,哪一个更优先?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你如何解读?陈破空:中共宣传说,没有生存权,哪来的人权?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当今的中国、近代中国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比如说中国在六十年代初发生过大饥荒,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那不是中国人的生存权首先出了问题,而是首先是人权出了问题。我们能倒过来想,当时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人权,不能够阻止毛泽东的这种独断专行,这种倒行逆施,所以才导致了毛泽东的 错误政策、导致了大饥荒。如果当时中国人有人权、能够选举、能够罢免国家领导人,能够阻止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和胡作非为,当时的大跃进不会发生,当时的大饥荒也不会发生。也就是说,人权出了问题,生存权才出了问题。今天的朝鲜也是这样。朝鲜领导人过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而且风行先军政策,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军队、投入核武器的开发。但是老百姓饥寒交迫,几百万人被饿死。正因为朝鲜人没有人权,才导致丧生生存权。如果相反朝鲜人民有人权,可以监督政府、可以选举政府、可以罢免政府的话,朝鲜人民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所以人权在先、生存权在后。另外关于人权和主权,很简单:一个国家要是没有人民,谈得上什么主权?首先有人民,才能谈得上这个地方的主权。所以民主国家有一句话叫“主权在民”。就是首先是人民手上要有权利,能够选举、能够通过选举来体现人民的意志、批评、监督等等,体现人民的意志。这些人们才能够谈得上对这个国家的拥有。所以有两句名言,一个说法是:无产者没有祖国,或者说:奴隶没有祖国。也就是说,没有人权的人,是没有祖国可言的,尽管他居住在这块土地上。还有一句说法是:哪里有自由,那里就是祖国。说的也是,哪里有权利,哪里就有他拥有的主权。所以在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可以总结出:不是主权高于人权,而是人权高于主权。先有人权,才有主权。法广:关于中国,存在一系列思想误区,诸如“中国人口多,不适合搞民主”、“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搞民主”、“西方民主不适用于中国”,您在书中,是如何化解这些误区的?陈破空:现在总有一个(不管是共产党、或者是亲共人士、或者是一些受过洗脑的人)都会说中国的人口不适合于搞民主。事实上,现在看这个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都实现了民主。这些实现了民主的国家中,既有人口多的、也有人口少的。人口多寡并不是一个决定能否搞民主的一个因素。相反,比如说如果我们说人口少才能够高民主,那韩国和朝鲜的情况就应该相反。因为韩国人口多、朝鲜人口少。还有当年的西德和东德。西德人口稠密、东德人口少。还有俄罗斯跟美国的比较。俄罗斯人口远少于美国。还有东欧跟西欧的比较。如果说按人口少的话,东欧应该先民主、西欧后民主。但事实上刚好相反。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民主国家、人口稠密的国家像:印度、日本、德国,都人口相当地稠密。印度人口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口稠密度非常大,它的国土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它的人口却有十亿,相当于中国的百分之八十,我们设想,如果印度这么一个复杂的国家,教派林林总总、方方面面的种族、如果印度没有民主化的话,我想很多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类似于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文革这样的惨剧、还有六四大屠杀的惨剧,可能一再会在印度上演。正因为印度有民主制度,尽管这个国家非常复杂、人口庞大、经济发展曾经稍微比较缓慢,现在经济起飞,但正因为有这个民主制度,所以印度这个复杂的国家才能够相对和谐地相处。所以不是人口多寡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没有民主的问题。另外一句话说,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搞民主。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中国人素质差,它来自于这个制度。因为这个专制制度是压制文明的成分,而放大人性恶的成分。如果说要等中国人的素质提高了,也就是说要改变制度。倒过来说,如果不改变制度,中国人的素质就提不高。反过来,这个道理就是:不能够本末倒置。只有改变了制度、只有实现了民主化,中国人的素质才会提高。因为中国的问题是:人有问题,文化有问题,制度有问题,但人和文化的问题都不能一朝一夕的解决。而解决制度的问题,相对是一个捷径。解决了制度之后去完善人的素质,提高人的素质和完善文化能够更快一些。还有一句话说:西方民主不适应于中国。这是共产党的宣传。事实上,民主和专制的概念都很简单。专制就是压制、就是迫害、就是剥夺人民的权利。民主的概念也很简单,就是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人民选举、被选举、监督、批评。他没有东西方之分,当实现民主的时候,落实民主的形式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分。只是说能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同样道理,当专制和集权发生时,也没有东西方之分,就看人民有没有权利。当权者是如何迫害人民。所以在这里,没有东西方之分。中共之所以要把民主分为西方的和东方的,它是一个偷换概念的做法。是想说中国走所谓的东方的道路,东方专制主义道路的合理性。但是具有巨大讽刺的是,在中国宣传它的东方道路的时候,它实际上借鉴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和反讽。法广:您在书的最后提出“中共终将覆亡”,此一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陈破空:毛泽东和共产党搞唯物变政法都说过,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毛泽东本人都说过,共产党也有消亡的那一天。的确是这样。而且现在的共产党,动辄就说它的百年目标,建党一百年如何、建国一百年如何,要实现什么目标。这种百年目标,心态就跟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差不多。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它的寿命都有定数。像寿命比较长的,唐朝和明朝,也不过就是300来年。像清朝,267年。有的寿命短的,像秦朝,不可一世,灭掉六国,所谓统一中国,但是它只存活了15年。隋朝只存活了38年,新朝只存活了16年。也就是说封建王朝都有定数。道理很简单:封建王朝搞得是权利垄断、专制主义,没有把权利开放给人民。专制权力的一个特点是:权利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利必然绝对的腐败。腐败就带来王朝的没落。所以王朝从兴起、到建立、到鼎盛、最后到腐败、到没落、最后灭亡,这是王朝的必然之路。所以中国共产党这个红朝,它不可能避免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归宿。另外从共产国际来看,建立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这些共产国际都破产了。原先的苏联老大哥,它解体了;东欧,作为共产主义的基地,也瓦解了。剩下的共产党国家,像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这几个,也可以说在处于风雨飘渺、土崩瓦解之中,所以最大的 共产堡垒、或者专制堡垒-中国,现在也出现了千疮百孔的漏洞。这些规律上来看,中共或迟或久走向灭亡是肯定的,它现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叫做“保党、救党”,不管是在意识形态上的收紧,还是对内的镇压,对外的扩张,都显示出一种它是一种在“保”的姿态,“保党”、“救党”的姿态,这些姿态都证明,中共充满了一种末世感,充满了一种末世的恐惧感,覆亡是迟早的事,是终将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历史的定律。

抖音歌曲巴巴类2018年4月28日总投资500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达166公顷的东方影都在青岛 宣布竣工开业。也许,与五年前的奠基动工仪式明星荟萃的场面相比,开业典礼颇显低调,中国媒体的报道似乎也少了一些当年的热情,但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巨所彰显出的雄心吸引了国际舆论对这个“中国好莱坞”的关注。高科技的摄影棚、音效一流的大剧院已经落成,中国电影追赶、甚至超越美国好莱坞的路还远么?我们电话采访了中国电影史专家、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教师Luisa Prudentino. Luisa Prudentino的中文名字是路易莎。她出生于意大利,曾在中国学习。目前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讲授中国电影史。法广:青岛东方影都总投资500亿元人民币,被看作是迄今为止电影业最大的投资项目。中国电影欲与美国好莱坞竞争的雄心并非始于今天,东方影都最终落成开业意味着什么呢?路易莎:“中美在电影市场的竞争的确并非始于今日。这种竞争一直存在,尽管它曾随历史环境而起落沉伏。在此之前,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对等的竞争。开始时,中国力图把握美国电影的特点,研究其技术,但中国逐渐从美国电影、也从其他国家电影中学到了应该掌握的知识,并纳入中国元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从此时起,中国电影开始关注好莱坞电影的另一个侧面,也就是它的产业特点。中美的竞争如今不仅是商业竞争,也是软实力竞争。因此,在我看来,中国不惜代价打造这个规模庞大的电影城显示出其坚定的决心,既不想听任美国电影独占中国银幕,也希望能吸引外国投资人来中国拍片。也就是说,这背后有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在市场上开始和美国竞争。2013年-2014年间,中国国内新建电影院的数字大幅增长,中国影院数字已经超过两万,中国方面的决心可见一斑。当然,从影院数字、播映数字和影片数字来看,中国目前还在美国之后,屈居第二,但我觉得中国好莱坞已经发出了挑战。竞争结果如何当然还无法知晓。”法广:虽说好莱坞已经意识到中国电影正成为不可小觑的竞争者,但这种竞争目前还主要局限于中国国内市场。中国银幕上,国产大片正逐渐抢走美国大片以往的风头。美国电影人于是开始尝试合作拍摄,以便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但在国际影坛,中国大片显然还难以真正撼动好莱坞的霸主地位。路易莎指出,正如中美合拍的影片《长城》,在国外就未能取得成功,既使在中国国内,也未像想象得那样成功。然而,《长城》一片可以说是中国电影进军国际影坛的雄心与美国电影试图以合拍方式曲径开拓中国市场的努力的结合。如何解释它的失败呢?路易莎:“我个人认为,此片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因为它完全是以市场逻辑设计而成,注重市场效益,而忽视影片质量,这就不可能成功。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就中国而言,观众可以看到影片试图展现中国变得强大,变得自豪,但电影语言不像在其他中国影片中那样有穿透力,所以没有能像其他影片那样去说服中国观众。同样,这部影片对于外国观众来说也还是太过异国情调,无法取悦美国观众。在法国,可能有人会说,与同期推出的中国影片相比,《长城》票房还不错,因为毕竟这是张艺谋的作品,而且这部作品传达的信息仍然符合一部分观众对中国的文化想象。但法国观众对这部影片的关注远不如他们对张艺谋其他影片的热情。到目前为止,在法国,《大红灯笼高高挂》仍然是票房最高的中国影片。”“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中国电影,还是好莱坞影片,如今都不得不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正迫使电影人、尤其是导演调整影片内容。在过去,中国被看作是异国情调。如今,中国电影也正尝试一种更强有力的、更加普世的好莱坞式的视角,以便在国际上取悦更多观众。但一部只以市场、只以盈利为重的影片往往会变得很不伦不类。可没有观众会喜欢这种不伦不类的影片。”法广:但是,好莱坞电影一向注重商业逻辑,却独霸世界影坛近百年。如今,中国雄心勃勃要向世界输出自己的软实力,既不缺财力,同时也正掌握必须的技术手段。那么,中国好莱坞要成功还缺什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吗?路易莎:“从中国国内市场来看,我觉得中国现在什么都不缺,中国拿得出资金。我们看到了,最近三、四年,中国国产大片在国内市场票房已经超过美国大片,中国电影已经达到了与美国影片竞争的目的。自2000年起,中国国内市场票房收入每年都以超过30%的速度成长,相当可观。中国票房收入已经是世界第二。那么,中国电影要想面对美国电影确立自己的地位还缺什么呢?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国国产大片为什么还不能在欧洲或美国市场上取得预期的成功?我觉得是中国影片还缺少真正的普世内容。也就是可以让西方观众可以看懂、可以深入西方观众的想象的内容。比如冯小刚的作品。冯小刚的作品在中国很成功,可以说他是目前中国电影界最引人注目的导演之一,但他始终无法在西方赢得观众。他所谓的“不足”之处是他讲述的故事太中国化了,很难被其他地区的观众所理解,西方观众很难与这些中国现实产生共鸣。比如他的影片《我不是潘金莲》终于在法国放映。我觉得那是一部非常值得看的作品,场面调度很特别,很有创意,故事也很好,而且应该可以满足各种类型观众的兴趣,但却并没有吸引很多观众。我个人认为这实在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法广: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是,有些导演,比如冯小刚,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很成功,但却难以在国际市场获得承认;而另外一些导演,比如贾樟柯等,他们的作品在国际影坛受到欢迎,在国际电影节上摘得各种奖项,但在中国国内,这些作品或者不被允许放映,或者未必取得同样的成功。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路易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西方电影发行人对此负有一部分责任。起初,王小帅、贾樟柯等人的独立电影因为在国内无法通过审核,所以作品无法在国内上映,但可以在国外放映。所以,包括戛纳在内的国际电影节经常希望能帮助这些难以得到政府支持的中国导演。”“我不想评判谁好谁坏,不是要说贾樟柯的影片和冯小刚的作品谁的更好,更何况他们的作品风格完全不同。抛开这种价值评判。我觉得这些(独立)电影得以让西方观众看到中国改革光环背后的阴影、看到飞速现代化背后的故事,这可能让他们感觉这才是中国故事。于是,讲述另一种中国故事的影片就难以赢得观众。贾樟柯、王小帅等人的影片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者电影,更接近西方人的兴趣,至少是比较接近法国观众的口味,所以能赢得观众。”“但同样是这些导演,他们拍摄的这些独立作品原本虽然是为中国观众而作,但他们在中国却很难成功。中国观众很多时候是出于好奇而去看这些电影,因为他们在国外获奖了。但他们其实对这样的影片并不感兴趣,因为这些影片反映的往往是他们每天面对的现实。传统上中国人看电影是为了娱乐,不喜欢在电影屏幕上看到的仍然是自己每天面对的生活。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当然,他们也许的确不喜欢看那些展现生活中比较灰暗的侧面,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哪一个时代,中国人去电影院更是为了宣泄、取乐,不想看那些让他们看完之后,让他们比进电影院之前更情绪低落的影片。就是说传统上,电影在中国的基本功能是娱乐。”“当然,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影院的多样化。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说中国虽然不断修建新的电影院,但这些都是播放大众化的、商业片的影院,而不是放映艺术与实验电影的场所。这样的影院有,但非常少。那些有作者电影特点的影片(我不是特指那些展示生活阴暗面的电影,其实这样的电影现在在中国也已经过时了),如今有些电影虽然也会展示生活中比较令人难以接受的一面,有些电影甚至并非真正显示阴暗面,但这些影片通常仍然是资金投入有限的作品,是作者电影,没有得到大制片人的支持。这些电影即使获得审查部门的许可,销量也非常有限,因为那些发行人会担心这些电影的票房收入太低。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电影节上首先放映那些大众化的影片赢得票房,然后才放映几部作者电影,但放映时间通常不是观众可以去看电影的时段。所以,必须增加这类电影院,让中国观众至少可以有选择,可以去看一些与众不同的片子。”法广:谈论中国电影不可能绕过电影审查这个话题,如何看审察制度对中国电影业的发展的影响?路易莎:“的确,谈论中国电影不能不提电影审查。这种审查确实存在,不仅是针对国产电影,而且也针对外国电影,以及与外国合拍的电影(中外合拍电影现在越来越多,因为这样可以绕开每年外国影片进口不能超过34部的配额)。而且审查近期也进一步加强。在习近平任下,影片内容需要符合各种各样的道德标准或政治标准。影片必须展现中国光鲜的一面,必须展现中国是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的文明国家。中外导演因此都知道必须怎么做。”“但这些年的观察之后,我觉得中国导演还面对另外一个因素的制约。在越来越严的政治审查制度之外,还有全球化带来的另一种审查。如果一个中国导演想拍摄一部比较与众不同的作品,一部不只靠特技处理来吸引观众的影片,不去讲述一出神话故事,不寻求宏大叙事,不编造完全不现实的故事,只想拍摄一部作者电影,将日常生活中的人物搬上银幕,讲述他们的寻常故事,那么,首先,他必须能找到一个可以提供资金的制片人,但制片人马上就会想他要投资的影片是否能赚钱……也就是说,导演需要多面作战,要面对众所周知的审查制度,也要面对众口难调的观众,而正如前述所说,中国观众传统上去电影院是为了娱乐,是为了忘记烦恼。可以说市场法则正形成一种比现行审查制度更重要的制约因素。” 东方影都开业显示中国电影有雄心、也有财力,去与美国好莱坞一比高低。但如果说市场法则带来的自我审查并非中国独有的话,中国电影对比好莱坞则更多了一项政治审查,多了一条无法自主、又无法跨越的红线。2019年春,香港政府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在香港社会引发了自2014年雨伞运动以后最大规模的抗议风潮,而6月12日抗议集会中发生的严重警民冲突,更使得社会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香港正经历自主权回归中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特首林郑月娥虽然宣布暂缓推动《逃犯条例》修订,但抗议者要求港府彻底收回这项条例修订、收回此前称6-12集会行动为“有组织的暴动”的声明,并要求林郑月娥下台。争普选雨伞运动无果而终五年之后,港人一度消沉的政治热情似乎正以更大的能量爆发出来。这次反送中运动与当年的雨伞运动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又有怎样的不同特点?这场没有领袖人物的大规模运动将如何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马岳先生向我们谈了他的观察与分析。年轻一代公民意识高,民族主义认同少法广:马岳教授,您好。香港政府推出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近期引发民间大规模抗议行动。而且,这次反送中运动规模一直不减,从十几万,增加到一百万,又上升到两百万,民间压力始终不减。目前,林郑月娥和港府暂时不继续讨论修例。从整体来看,您觉得这次反送中的意义和影响是什么?马岳:我觉得影响首先是守住了“一国两制”的某一个底线。很多人都相信,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对香港的法制和自由会造成非常大的破坏,也对国际看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自由城市(的印象)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现在暂缓讨论(修例),可以说这方面的影响暂时停下来。就香港本地的社会运动来说,这次出来的抗争者很多都更年轻,可以说是打破雨伞运动之后的一种无力感。他们这次出来虽然面对警察镇压,但是还是非常勇敢地争取到政府暂缓推动这个法案,可以算是(取得)一部分的胜利。法广:雨伞运动已经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是更年轻的一代。他们中很多人其实都是在香港主权回归北京以后出生。如何理解香港年轻人对这些问题如此关注、反应如此强烈?马岳:我觉得首先是他们公民意识比较高,而且年轻一代,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认同比较少,他们比较向往自由。而且他们很多人都觉得香港最近几年的自治和自由都一直在退化。很多年轻人觉得,如果这一次不能把这个法案挡下来,香港的前景就非常有问题。很多年轻人就是在这种觉得前景暗淡的心态下,出来做一个最后的抵抗。雨伞运动播下了一种参与和关注的种子法广:这次反送中是在雨伞运动没有取得成功的五年之后,您觉得这两次运动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是港人对上一次运动没有成功的一种强烈反弹么?马岳:我觉得是有一定关联之处,是雨伞运动播下了一种参与和关注的种子。而且,最近,前两个月,占领运动的主要人物都被法院判刑,这也让很多年轻人反省,就是:如果当年发起占领运动的人要为发起占领而坐牢,我自己会为香港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些都对这次运动有一种刺激作用。法广:正在进行中的反送中运动和雨伞运动,在形式上以及主导思想上,有哪些共同之处?有哪些不同的特点?马岳:共同之处主要还是强调和平理性,但是我觉得,五年前的雨伞运动打破一个公民抗命的关口:很多人觉得,如果要为香港的前途来拼,即使违法,或者是被打、被捕,也在所不惜。这在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突破了这个关口。不是说他们很喜欢坐牢,而是他们变得更勇敢,或者说心理预备比以前更好。年轻人比五年前有更好的心理预备法广:在反送中游行中,可以看到不少参与者戴着口罩,很多人不想公开身份,还有报道说看到有些人乘地铁前往参加集会的途中,避免留下旅行记录,也避免被拍照……这种恐惧在五年前的雨伞运动中是否并没有这么明显呢?马岳:(那时)可以说是没有(这种恐惧)。事实是,当年很多参与者戴口罩都是防卫性的。但经过占领运动很多人被判刑, 2016年旺角骚乱也有人被判刑以后,有一部分人觉得现在,尤其是警方把这次群众事件定性为暴动的话,在(现)场的人就有可能被判非常重的刑罚,所以这次很多年轻人非常小心,保护自己。法广:就是说,港人的这种恐惧比五年前更强烈,但是尽管恐惧,他们还是上街了……马岳:因为五年前,开始的时候,雨伞运动主要是和平,没有冲突的,但是那次运动中,抗争民众有了很多面对催泪气体以及警察暴力的经验,所以,几年以后,事实上香港人有比较好的心理预备,知道会遇到警察打压、暴力清场,也知道如果被抓住、被认出来,可能面对更重的刑罚,所以,可以说他们比几年前有更强的心理预备,也有更强的牺牲预备。法广:6月12日的游行活动中发生了很严重的警民冲突,林郑月娥后来称这次集会是一次“有组织的暴动”,警方也抓捕了一些人。这一天发生的情况,是否可以说显示出香港的社会紧张关系比五年前更加严重?香港政府是否真是面对一种管治危机呢?马岳:我觉得这是几年下来,香港民众对香港政府或者其他制度,包括公务员,包括警察,包括法院等制度的信任比以前低很多,他们觉得制度上的公平一直在慢慢退化。这也是为什么特首说她会把关、法院可以把关,但民众不相信,他们也对警察是不是能公平执法,有非常大的保留。可以说,这也是这次运动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很多人对香港程序公义的很多制度慢慢退化感觉非常失望。香港人支持的比例和光谱比五年前更宽法广:这次反送中运动中,很多人主要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联络起来,走上街头,并没有明确的组织者和领头人。这和五年前的雨伞运动不一样……马岳:我相信这也是继承了五年前雨伞运动后期,很多年轻人说不要“大台”的精神。这次很多人觉得不需要领袖。事实上也是因为新出来的人太多。他们自己会协调,没有领袖,尤其是有一些人可能希望用比较激进的手法;而像民阵(民主人权阵线)等传统泛民团体,则一直比较鼓吹合法斗争。但这次比较成功的是,他们做到了不同抗争方法的人可以互相尊重,各自分工。法广:但是,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没有明确领头人、组织者的运动,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呢?是否也会陷入一种危机呢?马岳:很难说,问题可能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能不能持续,另外就是会不会有比较激化、暴力的情况出现而不能控制。暂时来说,这两方面还好。但是,至于运动在G20会议或七一以后用什么办法来进行,就比较难说。因为他们已经用过不同的方法,现在主要还是围绕G20会议来进行的。法广:这种民间的反抗力量能否汇聚成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呢?雨伞运动后的立法会选举,好像泛民主派阵营并没有能获得雨伞运动唤起的那种支持,好像从民间运动转向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有些困难,怎么理解?马岳:很难说。2016年的(立法选举)结果还算好,因为投票率达到新高。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民意反应来说,雨伞运动一直没有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很多人可能支持民主,但可能不支持用公民抗命或占领的方式来争取。这次反送中运动,大概蛮不一样,有一些人可能本身不是民主派的支持者,这次也出来反送中,包括很多商界的人也觉得这个(逃犯条例修订)对香港影响非常大;也有比较多的人对警察使用暴力非常反感。所以,可以说这次的运动的层面比五年前更扩大了……法广:规模扩大了……马岳:也是层面扩大了。有些可能不是真正支持民主的人,但是他觉得这会影响香港的法制、自由、政治,所以,他也出来反对修例,就像香港商界,很多人可能不支持民主,但觉得修例会对他们有非常大的影响。也有一些人是对警察暴力或政府态度很不满意。所以,上一次主要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争夺,而且在支持民主的人里面,还有一些人不同意占领的手法。这一次从比例上来说,香港人支持的比例和光谱或层面都比较宽。法广:这次大规模反送中运动的起点,是香港与台湾之间的一个刑事案件。港府以此为理由,提出要修改《逃犯条例》,结果在香港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但台湾方面说,台湾并没有要求香港修例;北京方面,虽然表示支持港府的修例努力,但是,从某些消息来看,好像北京原本也没有授意香港修订这个条例。如何理解林郑月娥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呢?马岳:我现在的理解是,开始时主动提出要修法的,可能真的是特区政府,北京没有授意一定要修订这个条例。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看到反响这么大,6月12日警察打人又导致香港国际形象非常坏以后,北京会叫停这次修法。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这不是中央政府的意思。而且,他们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例。这一点也同2014年的占领运动时不一样:2014年的雨伞运动,在北京看来,是管治权的问题:如果全面民主,就等于让出管治权。这次则是退让,他们可以接受。因为如果民意和反响太大,或者国际上影响太坏的话,他们觉得可以退让。法广:林郑月娥目前至少做出了暂时的让步。下一步,因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国家安全法》)问题目前还悬在空中。从目前香港社会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反应来看,如果港府再拿出第23条立法,是否可以预期,也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马岳: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民众已经动员起来了。而且,这一次年轻的一代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勇敢,非常不害怕。所以,如果就23条立法,可能也是会引起非常大的反抗。* - * - * - * - * -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无疑已在政治上陷入信任危机。但香港社会在这次反送中运动中的广泛动员以及坚定决心,无不显示出他们香港“一国两制”日益偏离“两制”而走向“一国”的担心,和对中国内地政治模式的深度不信任。反送中运动是林郑月娥领导的特区政府的危机,有何尝不是习近平强势政府主导的香港政策的一场危机。

独立中文笔会2019年香港会议, 4月18日起在香港举行,会期三天。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因此本次会议主题确立为“五四百年文化研讨会”。会议前夕,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接受了本台的采访。法广:首先请简要地介绍一下,今年香港会议的宗旨。廖天琪: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这个新文化运动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影响,及对知识阶层的思想启蒙与碰撞,可谓至深至远。五四运动标志着青年学子将爱国、独立思考的情操诉诸行动,为后世青年新生代走出象牙塔,投身社会运动,过问时政,竖立良好的榜样。继之而起的新文化运动更是中国知识份子向国家威权、陈腐的儒家思想、僵化束缚人的礼俗制度挑战的勇敢举动。这次会议的前夕,收到了国际笔会会长Jennifer Clement 给我发来的祝贺信,祝我们笔会在香港的会议成功,连她这样的西方人都知道五四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她指出五四精神的再现对中国当代很重要。这令我十分感动。二十世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世人不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也忍受专制独裁的荼毒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这两种极端而反人性的意识形态非但还没有完全消逝,新一类的危机又再出现。伊斯兰恐怖主义,战争、暴力的影子扩散全球。尤其令人忧心的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中国,至今不肯放下这面腐朽的旗帜,让中华大地的十数亿人口生活在没有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威权体制中。五四精神的传承还是不能抵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吗? 重新检视历史,回顾五四,前瞻未来,是我们的时代责任。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提出五四精神的主要目的。法广:今年恰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突出“五四”运动的话题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廖天琪: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百年五四」,从五四到六四,中间有七十年,从六四到今日又是三十年过去,到底五四先贤提出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有没有光临华夏大地?至少在中国「德先生」至今还是踪影全无。今天中国的民主化程度还不如当年德先生被提出来的北洋军阀时代,那时候学生上街示威抗议,最多被警察用警棍追着打,事后北大校长一抗议,政府还要赔礼道歉。到了六四,政府搬出坦克机枪扫射示威群众,死了多少人至今是个谜,是国家机密。 如今的中国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声音。这怎不令人兴嘆今夕何夕,日子怎麼倒过来过了。至于「赛先生」,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科技发展十分迅速,电子电讯工业在许多方面都走在世界前沿,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几乎有超前其他工业国家的趋势。今年推出的第五代行动通讯技术,所谓的5G,中国的华为就在技术上比其他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的都似乎有较多的优越性。无人驾驶的汽车已经不新颖了,美国、瑞士、匈牙利甚至新加坡都在测试。德国的几家大汽车公司如奥迪、奔驰和跑马都已经在中国的大城市北京、上海、无锡测试了,不用多久,无人驾驶汽车就会逐渐通行世界各地,它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环境。我们的世界的确已经进入了数据化时代,「赛先生」的幽灵在中国大地徘徊,它掌控一切,窥视一切,干预一切,判决一切。可怕的是「赛先生」只是一个面具,面具后面是专制独裁老大哥。没有「德先生」、没有民主,只有「赛先生」、只有科技的中国,将是一头噬人怪兽。这是每个中国人、香港人、台湾人都应当明白的。法广:近年来,独立中文笔会都将年会地点选择在香港,这一选择一定应该不是出于偶然吧?廖天琪:当然不是。独立中文笔会近年来,每年均在香港举行年会,香港离大陆近,便利大陆笔会会员出席会议。香港前议员刘慧卿女士说:希望笔会每年来香港举办会议,「只要你们能来,就表示这里还有一点点自由。」我们在香港开会,也是一种「造势」,发出反对专制政体的「异音」。另外,看中共当局是否对我们会员们放行,也是一种探视政治宽紧的「风向标」。法广:2019年独立中文笔会年会将颁发多个奖项,请谈谈设立这些不同奖项的初衷?廖天琪:我们这次准备颁发三个奖项。每个奖项的设立都有一定的意义,鼓励作家们拿出勇气说真话,同时也鼓励女性作家,因为她们的处境更加困难。在介绍这三个奖项之前,我先说说今年颁发的特殊奖:刘晓波纪念奖。大家都知道,刘晓波先生是我们以前的会长。他死于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是为了自由、为了言论自由、为了中国更好的前途、为了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而贡献出了他的生命。我们设立刘晓波纪念奖,就是把刘晓波的一个雕像颁发给得奖人。设计这个雕像的人是德国的一个雕塑家,他的名字叫Richard Hillinger。按照他设制的这个刘晓波的头像,我们制作了好几个,颁发给专门在最近几年特别为刘晓波和刘霞的自由而声援的人。今年我们把这个雕像颁发给香港的律师何俊仁先生。何俊仁律师多少年来都一直在为刘晓波夫妇奔走。同时他也支持中国的异议分子,为他们维权和辩护。这是一个特殊的奖。另外我们还设了三个其他奖项。一个是原来叫做“自由写作奖”,现在改成、前几年改成“刘晓波写作勇气奖”。因为在中国要自由写作是需要特别的勇气的。今年独立中文笔会将颁发「刘晓波写作勇气奖」给两位非常勇敢的维权人士,一位是笔会会员、「民生观察网」的创办人刘飞跃,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18年被判刑五年。另外一位是唐荆陵律师,本会荣誉会员。唐荆陵倡导公民不合作运动,于2014年被捕,2016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五年,今年六月他应当刑满出狱。第二个奖是“自由写作奖”。“自由写作奖”是奖励一切能够有独立精神的、以中文写作的作家。本届的自由写作奖得主是本会会员谭松先生。他以调查土改和研究右派历史而著名。他的《长寿湖:1957年重庆长寿湖右派采访录》是一本向历史取证意义非凡的作品。谭松先生现居美国。第三个奖也很特殊,这个奖叫做“林昭纪念奖”。大家都知道,林昭是在六十年代被捕、受迫害致死的一位女性。她是一位非常非常勇敢的、敢于向独裁政权挑战的女性。为了纪念她,我们这个奖取了她的名字。本会会员刘艳丽多年来从事写作,在网上公布与国保的对话,因言获罪于2016/17被羈押八个月。2018年11月再度被逮捕,罪名是「寻衅滋事」,今年1月庭审,但未宣判。刘艳丽是位勇敢的女性,她因言获罪,在庭上为自己辩护,大义凌然,掷地有声。她是本会今年「林昭纪念奖」的获奖人。近年来,朝鲜危机不断升级,随着平壤频繁的挑衅,国际社会相继出台了制裁措施。不过,种种制裁却未能效地制约金正恩政府。今年以来,朝鲜频频传出发射导弹与核试的消息。9月3日,朝鲜宣称成功测试了一枚氢弹,这是朝鲜进行的第六次核试,也是一次空前的核试爆。国际社会应如何有效地 应对朝鲜的军事行动? 朝鲜获得核大国地位将对整个世界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如何有效地化解朝核危机?对此,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法广:首先,请你谈谈如何看待朝鲜目前的局势。夏明:现在的局势确实十分严峻。从几个方面可以感觉到。第一,你刚才也提到,北朝鲜已经进行了六次核试验。而在金正恩治下,就连续进行了四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金正恩对一定要拥有核武器、而且把核武器小型化、能够装到他远程的洲际导弹上的决心是非常强的。第二,他面临的威胁,其实特朗普总统已经说得很清楚,你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要对待你的就是要愤怒和火焰,让你经受人类历史上、大家都没有看到过的这种打击。所以金正恩现在不断的这样做,当然是将朝鲜半岛推向了战争的边缘。另外还有两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中国。中国正在主持召开金砖会议,作为习近平,他当然是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大国的领袖,许多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但是当他主持金砖会议的时候,金正恩就跑来凑热闹。给他放了这么一颗氢弹,来添乱。当然这对习近平来说,面对其他的各个国家 (包括俄国),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另外对习近平来说,因为中国国内的老百姓,这次也感受到强烈的震撼,据目前的报道,可能是氢弹、至少是原子弹加了更多的扩大的效应,使它的核爆炸力是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五到六倍这样一个当量。所以根据地震检测局的检测,说是相当于发生六点三级地震。可以设想,六点三级地震在朝鲜的北部,当然对中国的东北引起冲击也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的老百姓也直接受到了核爆对财产和生命的影响和威胁。所以这对中国、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必须要应对和解决。另外我们看到,从周边国家,从日本和南韩两个国家,我们看到,日本在一个星期前左右,就已经遭遇一次北朝鲜发射火箭穿越它的上空,现在又发射氢弹,对周边的局势带来的影响和威胁确确实实非常大。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下面到底会发生什么危机?我觉得危机是一定会到来的。 法广:国际社会应如何面对金正恩这样一个疯狂人物的种种疯狂选择,有效地遏制其核武野心?夏明:国际社会其实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采取行动,积极地去制止。把它的核武器和核设施给消灭掉。还有一种是消极的,就是加强对金正恩的各种经济制裁,把他给堵死,让他通过穷兵黩武的核武器发展,把自己的国民经济拖垮、把老百姓不断地推向深渊。这是两个不同的解决方式,各有好处和坏处。有弊端,有积极的效果。我们讲,国际社会采取外科手术,当然要给当地地区带来动荡,尤其军事打击,不可能预测到底军事打击会带来多大的伤害。尤其是对南朝鲜的首都汉城(首尔),这样带来的人员伤亡和损失,恐怕要以十万或百万计。这个帐算起来恐怕会使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另外,要通过经济制裁,不断想让北朝鲜在困顿中不断地自耗,让自己的国民经济最后崩溃,这样将会给北朝鲜人民带来许多灾难。因为我们知道,九十年代初期,北朝鲜发生过饥荒。十分之一的、也就是上百万人口死亡。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饥荒,上百万的朝鲜人又会面临死亡。而北朝鲜经受这种痛苦和磨难的能力,整个国家的能力和政权,在人民死亡面前不眨眼的这种残酷,也是让外界感到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我们认为他应该停止或者投降,但他可以不断耗费上百万、像中国共产党一样的,可以在大饥荒、三、四千万人口饿死的情况下,一定搞它的原子弹,这就可以看出,金正恩与毛泽东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种解决方案都会有各种问题。但是我认为,目前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恐怕还必须从外界去采取外科手术。外界要采取外科手术的话,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个人或者美国单边地要解决,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毕竟涉及到两个大国: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如果这两个国家不合作、或者在后边做点小动作去破坏美国的成功的话,这个战争、或者这个外科手术会变得非常地困难,也会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现在唯一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如果俄国跟中国达成共识,认为金正恩目前核武和整个洲际导弹这些大规模杀伤武器发展计划已经伤害到了他们的自身利益了,这种时候,如果他们愿意与美国合作,也就是说,常任理事国有这么三个大国、尤其是在整个朝鲜半岛利益攸关的三个大国,能够坐在一起,共同对北朝鲜采取一致的打击措施,同样,美国又可以动用日本和韩国的军事联盟,恐怕只有这个方式,才是唯一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但是这个方式要做到的话,需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美国多大程度上愿意对俄国和中国做某种让步?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毕竟如果要靠特朗普的全球的领导能力来促成大的外交和地缘政治突破的话, 我相信特朗普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因此,美国将怎样能对俄国和中国让步,换取俄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跟美国的合作。第二,通过这次合作,恐怕美国就会眼睁睁地看到,在当地的地缘政治上, 如果解决了北朝鲜这么一个目前的直接的问题,当然又会带来更大的、长期地战略的军事上的一些让步,这也是可能的。就会让中国在这个方案中更加强它的全球地位。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来说,它会不会做这个让步?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法广:随着朝鲜不断试射导弹和核试,亚洲大陆打破了过去30多年的和平局面,金正恩的挑衅以及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日本、中国与韩国是否将携手行动?夏明:现在你可以看到东北亚地区经历了三、四十年的经济的奇迹的发展,应该说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而且也成为全球经济、全球化里边的重要角色。目前来看,这个地区的局势不稳, 当然对东北亚的国家和经济和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都是非常负面的。当地国家应该想办法合作去避免的。但是由于当地国家各有打算、或者各自心怀鬼胎,因为中国政府一直觉得金正恩可以做些有用的、可以帮忙的,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金正恩是由中国养痈为患、最后造成的。但是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美国在跟北朝鲜的较量中,不仅考虑到北朝鲜的问题,同时还考虑到怎么样应对中国的这个更大战略问题。所以它的解决问题动机也就不那么单纯,并不是只着眼于北朝鲜或者朝鲜半岛。另外如果朝鲜半岛发生大的变更,无论向什么方向走,恐怕都会给南朝鲜带来一方面有挑战,另一方面有机会。所以南朝鲜目前来看当然想统一,但是南朝鲜不愿意付这个代价,不愿意捡起这个账单。因为如果朝鲜半岛要统一,最后的整个北朝鲜如果被打垮的话,它的经济的整个重建,整个的烂摊子最后是需要南朝鲜,就像西德对待东德一样,要承担庞大的负担的。但是目前来看,南朝鲜的国民恐怕没有像西德的国民那样,做好精神准备,也愿意那样去做。当然作为日本来说,日本跟朝鲜一直有冲突和矛盾,因为有殖民历史的关系,包括现在还有竹岛(也叫独岛)争端,也让朝鲜、南朝鲜跟日本关系不断地出现紧张。包括历史问题、包括慰安妇等等问题。所以日本当然希望北朝鲜这个威胁消除。但另外,多大程度上日本愿意接受一个统一的朝鲜,尤其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如果它现在已经拥有这么强大的核武器和远程发射能力,多大程度上,日本是乐于看到北朝鲜的最后的崩溃,看到整个朝鲜半岛的统一?我相信,日本人也会有复杂的心情。因为日本人毕竟是想让自己崛起,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人不想再看到还有一个朝鲜的崛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打算。而从俄国的角度来看,当然它希望其他的国家都陷入一种麻烦、危机、困境,因为对它来说,它的领土相对来说是比较边缘化的,但它可以以它目前的外交上的动作,为俄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让其他国家对它形成的威胁能够得到减缓,尤其是各大国,它们如果之间相互陷入它们结构性的矛盾冲突中的话,对俄国人恐怕有长时间的战略上的好处。所以这样的情况,让这些国家要协调,就非常地难。尤其如果从小国、从日本或者从韩国的角度,要和这些大国坐在一起找出一个解决方案的话,我认为比较困难。因此,我觉得解决方案必须从美国、中国和俄国三个国家来协调、三个国家来解决。抖音歌曲巴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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