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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纹身找工作

文章来源:有纹身找工作    发布时间:2020-04-02 14:44:31  【字号:      】

有纹身找工作████专业棋牌游戏在线竞技平台,提供免费游戏中心下载、免费棋牌游戏大厅下载、棋牌单机游戏下载、棋牌游戏大全免费下载,快来免费下载。████北京卢沟桥七七事变届满78周年的纪念日刚刚过去,与49年后不同,大陆中国官方近年来开始高调纪念这一被认为是中国抗战全面爆发的起点,并将7月7日设立为正式的纪念日,今年台海两岸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但日本方面也少有地发声,日本官房长官公开批评中国举行纪念七七事变的活动影响区域安全,今天我们连线采访旅日学者姜建强先生,请他为我们介绍日本人怎么看七七事变。姜先生首先介绍了日本民间的看法:我感觉,日本民间一般普通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七七事变是没有感觉的,也没有印象。这段历史对他们来说是一段分化的,作古的历史。那么又有一个很偶然的巧合。对中国人民来说,七七事变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华的开始,中国人民记住在一天;而对日本人来说,“七七”是一个民间传统文化娱乐的日子。这一天,他们要喝啤酒,女孩子要穿上漂亮的和服上街,进行一些庆典活动。这两个时间上的重叠更显得日本青年根本不知道,或者说不记得七十八年前的这段历史。正好很凑巧,今年日本驻华大使馆在这一天发布了如何庆贺“七七”的活动公告,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强烈反感,要求把这个消息撤下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其实是一种时间上的重叠,这种重叠也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让日本政府和一些政客们有意无意地躲过了一些东西。我认为,日本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对“七七事变”的普遍看法是缺乏历史的认知,缺乏对那段历史的了解。这当然这跟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关系,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对这段历史的描写是很模糊的,很不清晰的,带着一些中立的,就事论事的态度来论述这段历史。所以很显然,读着这些书成长的日本年轻人也不会把“七七事变”当做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记在心间。日本学术界的反应又有不同;姜先生指出:一批日本的历史学者则感觉到,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对此,他们做技术上的处理。他们对一些史料作出很细致地鉴别和研究。譬如他们纠缠着:究竟是谁打了第一枪?冲突发生之后,为什么战事会扩大?扩大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是全部在日方,还是中方还有原因?他们只做这些细节方面的研究,而没有把这个事件本身放置在日本从甲午战争之后对亚洲,特别是对东亚侵略企图的大背景下研究这个问题。那么日本的历史学者缺乏这个大背景,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意识地模糊这个大背景,第二个原因是这批年轻的日本学者可能也确实感觉到,他们需要从细部的史料学方面研究这段历史。这也正好吻合日本人比较挑剔的,万事都要从细节着手的行事作风。针对有关日本政界的反应;姜建强先生表示:今年七月七日,日本官防长官针对中国举办纪念活动进行公开批评,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亚洲)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他做出这种反向的回话,意味着现在日本执政党实际上是不愿意提及,也不愿意讨论,最好是有意无意地溜过去,放过去,不要引起大波澜,也不要引起争论,让时间流逝过去的作风,他们不愿意正视这一事件的。因为很简单他们心里知道,在侵略战争的大背景下,他们是讲不清楚的。在这个关键点上他们不愿承认这个问题,特别是现任政府需要突破国会在野党的反对在今年九月强行通过“安保”法案。在这个情势下,“七七事变”七十八周年就更要淡化处理。今天的《全球连线》节目我们邀请现旅居在德国的时事评论家及专栏作家、原《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的长平先生,请他来谈谈对刚刚在乌镇落幕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及中国网络自由的分析和看法。由中国官方主持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周五在浙江乌镇刚刚落幕,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讲话,俄国总理梅德韦杰夫出席、互联网商界大佬云集的隆重之外,会议的召开就遭到不少批评与质疑。有人嘲讽在目前谷歌、脸书、推特等在被禁的中国开这个大会是本身就是一个讽刺,有人将大会戏称为“世界互不联网”大会,记者无国界组织呼吁抵制大会,称中国是世界上头号“网络敌人”。您首先谈谈对这个大会的看法好吗?长平:这的确是这几天最大的“政治笑话”,就是由中国来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因为根据一些权威机构发布的报告,中国的言论自由,特别是网络自由是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排倒数,有些排名中甚至是倒数第一名,还不如伊朗、叙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所以网民戏称为“互不联网大会”。但事实上,中国对互联网的侵害还远远超过这个讽刺所说的这种防御性的“封锁”,而是利用来巩固其专制,而且还不止于此,中国政府的野心还远远大过在本国实行专制,他要改变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所以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就和前不久召开的“马克思大会”等等一样,还不是“心血来潮”,闹个笑话。因为在江泽民时代,叫“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就是遵从国际规则是一个主流的命题; 到胡锦涛时代,这个主题虽然有所隐,不再那么显耀,被“和谐”“维稳”替代,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指中国有其国情,还不能完全按照世界主流规则,但是是承认有那样一个规则在的。习近平上台之后,在党媒对西方宪政进行一番轰击和批评之后,共产主义再度成为人类的“指路明灯”。全世界的政治游戏规则正在被中共改变,所以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次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习近平在乌镇大会上讲话强调"网络主权"。说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不应成各国角力的战场,世界各国不应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有批评说这是网络审查和封闭的另一种说法,您怎么看?网络主权是否与网络自身的国际性、开放性相悖?长平:是的,网络主权是一个奇怪的概念,如果我们承认有互联网主权,那么就要对传统的主权进行重新的定义,因为它跟传统的主权概念其实是两个含义,即便在中国法律中,限制出境也只是适用于所谓“危害国家安全”、或者逃脱罪行的特定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互联网的主权概念中,全体中国人都被当作犯罪嫌疑人禁止出境,就比如“翻墙”,像在新疆如果有“翻墙”的手机,你的手机号都会被取缔,这实际上,与他所借用的概念也是不相符的。实质是征用主权的概念,或者混用主权的概念让世界接受中共对全人类进行言论管控。在外界不断对中国的网络管控提出批评的同时,怎么看一些网络企业的态度?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谷歌因为坚持而始终被拒之中国大陆之外,包括Facebook 、推特等,但同时,一些中国互联网企业云集乌镇,最为醒目的是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在闭幕式上讲话,呼吁各国政府要像“治水”一样加强对互联网的管治,回避谈言论自由议题,您对此怎么分析?长平:企业为了争夺市场而迎合中共政权这是很显然的。而且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与其他企业不一样,互联网有媒体的性质,在西方也认为媒体也是企业,但是更其他企业是不一样,应该遵循一些规则,应该维护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是人的基本人权,所以那些企业不应该看成他们仅仅是企业行为,他们参与互联网市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行为,应该纳入政治文明的规则来看待。您提到媒体,同时提到马云及阿里巴巴,也不免要提及阿里巴巴收购了香港南华早报引发媒体的巨大反响,尤其是香港舆论担心又一媒体被“染红”?你可以谈谈对此的看法吗?长平:中国政府利用企业家对境外进行媒体的渗透,《南华早报》不是第一起,虽然还不明确马云接到什么指令,但是可以肯定的说,马云是有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政治立场就是讨好中共。他也说了,他收购是为了所谓“更客观地报道中国”,就是不同于西方媒体的报道,他的用意是很明显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政府,但是他们在企业成功之前受尽政府刁难,成功之后,又成为政府嘴边的肥肉,随时都可能取消。马云也许他技高于人,但是他也无法逃出这个环境,这个已经有很多报道指出他和政府、和政府官员的关系,他和政府高层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个确实是值得忧虑的。因为多个民间独立组织发表的报告均表明,香港新闻自由年年下滑。正如一些传媒所指出的,也许现在评论南华早报收购案还太早,因为它刚刚开始,但是任何时候关注香港新闻自由、特别是关注中共对香港新闻自由的侵蚀,都正当其时。最后一个问题,今年是第二届在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按照预期以后每年都将召开。中国的影响、包括对互联网的影响显示出一步步努力中,您对未来互联网的发展如何预期?长平:总体上我觉得政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不是按照既定的轨道往下走的,互联网怎么发展?要看各种力量的互动、或者说博弈的情况,包括技术、企业、包括西方对政治文明伦理的坚持、以及中共对人类政治文明伦理的侵蚀。即便是马云这样的商人,他主要还是一个精明的商人,需要讨好北京的时候他不甘落后,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新闻自由、媒体独立成为更有利于他生意主流的时候,我相信包括马云这样的企业家、还有其他的企业家也会不吝啬支持,所以就看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如果是世界言论自由这个主流占了上风,那么我相信,其他的因素也会改变。

本次《全球连线》专题,我们邀请一位熟悉法国经济与金融投资方面的专家让-保罗·张(Jean PAUL ZHANG 中文名:张万申)先生就中国经济放缓及其影响做一分析。张先生曾常年在法国金融界担任集团高管。先后为包括Adidas、法国核能公司COGEMA(现名AREVA)、索福瑞(SOFRES) 公司等多个欧洲公司中国业务提供投资战略服务,也是有关中国时政财讯期刊《 la Lettre de Chine》的创刊人。中国官方最近公布的GDP增长数值降低到了25年来的最低水平,而这种下行的趋势越来越引发外界的担心,表现在股市动荡、国际原材料价格下跌等。是否应该对中国经济下行担心吗?怎么解释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多年的高增长后开始走缓?张万申:GDP增长数的确如你所说的为25年来最低,但是同时要看到,从绝对的数字来说,这是第一次中国的GDP超过了十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值。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GDP超过十万亿美元,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就是说,从绝对数来说,增长还是绝对可观的。增长速度减排慢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因为计算总是从基层开始,如果经济比较弱,如果有发展,发展力一开始总是很高的,国内有过很多次达到两位数增长,但是现在计算基础越来越大,不可能像原来的(增长水平)。另外就是中国经济现在正在转型,这个转型也不是刚刚开始的,两、三年来已经开始在做了。转型实际上是国家用了很多政策,尤其一点,是货币政策搞得很严,前两年搞得非常严,对货币的流动量有很严的控制,为什么这么严呢?是一种方式来排除那种比较浪费的、重复性的投资。另外发现过去那种发展形式, 当然对GDP来说实现了很大的增长,但是从质量上来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环保方面也好、在利用资源方面也好、在各地方发展的不平衡的现象等等,总的来说,就是浪费的现象也很多。要转型,就是不要完全依靠投资和出口,就是要靠国内的市场、国内的消费,那么这两三年以来,在这方面的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要等到去年股票市场发生大的动荡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才开始逐渐降息,在这以前一直控制得很严,货币数量的专家率在2015年整个一年其实发展不快,只加了百分之13点多,主要就是要淘汰一些过时的、不赚钱的、浪费的那些企业,官方的目标是去杠杆、去库存、去产量,杠杆其实就是用贷款,用贷款来代替制作资本。太多的杠杆,靠贷款投资的话会发生很大的问题,会有泡沫;库存就不用说了,你看那些空置的房地产 ,住的也好、用的也好,那么也要把这些问题逐渐解决。还有产能的问题,产能问题就是投了不知多少次同样的传统工业、煤矿工业等重工业、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内的项目,太多,各地方都要建自己的钢铁厂、水泥厂等,那么到了一定数,确实就饱和了,而且十分浪费。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要转型的话,就必须要卡,第一是用货币来卡,第二是在财政政策比较谨慎,国家不是像前几年用预算的赤字来刺激经济,没有这个事情,在国内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这么一来的话,当然投资数额当然就比前两年低了,但是你看,在计算GDP的时候,最大的部分,其实最快最能表现出来GDP有发展的部分是投资,我限制投资、或者我投资的质量要提高,这么一来当然马上就引起了GDP往下,但是同时仔细看的话,里面也有许多好的现象,比如的确消费比原来占得的比例比较多了,就 业方面、服务业比生产业情况要好得多,这是一些比较新的现象,非常重要,就是说消费如果在GDP当中原来的百分之30多上升到百分之50以上,的确是一个转向。但是转型也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GDP开始减慢,在有些领域里就会发生困难,甚至发生失业破产等问题。中国的经济现在其实很复杂,有些非常好的领域,也有很多是比较老的、浪费的、受益不高的领域。那么高新企业发展很快,远远超过了原来那些传统型企业,这么一来,总的来说,就表现在GDP开始降速。再加上出口,出口现在也在降,出口去年的确是降了百分之1.8,但如果看进口,进口降得更厉害,降了百分之13多。进口降低当然也有很多因素,首先是有些生产领域速度比较慢,需要的资源也比较少;另外就是资源价格全世界普遍下跌,统计下来数字也就比较低了。你看,石油一跌就是跌70%,总的来说,出口和进口加在一起算的话,是5500亿美金的顺差,还是很可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很多是此前就可以期待的,并不需要太担心。但是如果万一在政策上、地方上发生什么情况,或者在国际环境上发生什么问题的话,慢慢降低的速度会受到影响,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危险的地步,目前我看不出需要特别担心的。有关股票市场又是另外一回事,中国的股票市场和实际经济、实体经济并不是由直接联系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从2014年6月到2015年6月,期间其实中国经济已经在降温了,在慢慢地降,结果股票市场反而在涨,涨了150%,所以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的状况其实关系不大。另外就是股票市场的动荡会不会对中国国内的消费带来影响? 中国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在西方国家的确是股票市场上升的话,居民一般会觉得自己有钱了,潜在的财富很多就开始消费。国内呢对股票市场的看法好像还不是这样的,很多人拿钱是像上赌场一样上股票市场,(股市)上去了就好,下去了就拉倒,有点这样的态度,当然心里也恨、也骂,说为什么我的运气不好,为什么又下来了,但是总的来说,不会影响到大部分人已经开始学到的新的消费习惯。总的气氛可能不好,但是对总的宏观经济不会发生太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的下行,您分析仅仅是一个短期的困难,还是预示一个长期的衰败? 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张万申:据我个人分析,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转折点。这个转弯转的好的话,问题不会太大,就是说目前的困难之时暂时的,何况已经看到一些效果,刚才也提到,那么当然还有很大的因素,就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的困难应该是短期的、或者是中期的,我不太相信会是长期的,讲来讲去,全球的经济增长率还是在3%以上,当然过去几年好的时候是超过了5%,但是现在是百分之三点多,根据国际金融组织的分析,总的来说,前景还是有的,当然你把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因素都加在一起,都变成负面的因素的话,那将是不得了的,看上去会很可怕。但实际上我认为,中国经济虽然跟国际经济目前有了离不开的关系,但是总的来说,因为现在中国经济主要依赖要转移的方向,第一是国内消费,第二是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投资,所以总的来说,当然受到西方暂时性经济困难的影响,但是西方其实刺激经济的现象也很多,西方经济也是短时期的困难,所以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我们看到的目前中国的那些情况不会是长期的。刚才您谈到了人民币,在不久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国际股市“大鳄”索罗斯放言说他做空了人民币,引发了中国媒体的反击论战,您对此有什么样的分析?人民币的疲软和中国资金外流的压力是否会持续?张万申:我想讲的最根本的一件事情,是很多人不了解到一点是,金融市场本身是一个媒体系统,一个很特殊的媒体系统,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反应法的很特别的系统。金融市场上说的那些概念都是特别抽象的,一般的人不一定都非常理解那些概念,因为有这些听懂听不懂的语言,造成一种心理,产生很兴奋或者很悲观的情绪,这都是金融市场本身的东西。金融市场本身是一个博弈的地方,千万别忘了所有市场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地方,但是后来有了杠杆的作用,即有了期货等等,很多小鱼也可以通过杠杆去和大鱼斗,而且斗得引起一些很奇怪的形象,在这个背景下,媒体传出的信息调头是有很大的重要性的,中方现在好像开始发现这一点了,过去你不发声、不说话的话,市场会来撩拨你,如果你回答不会,会引起正好与你期待相反的反应。你说好,他反而不买你的帐,反而会继续抛,你说坏,他反而开始买,这是很怪的一个现象。所以我看中方现在对这个问题比较警惕,像这么重要的货币问题没有像过去那样不发声了、不发表意见,尤其是对人民币的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索罗斯你不反驳他,的确市场会慌的,这会对中国的金融地位有打击,这个问题我发现这次他们反应很快。但是说到底,索罗斯其实也不太可能把人民币搞垮,因为中方在这方面力量是巨大的,他现在手中外汇储备是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过那么多的,跟当年索罗斯92年底攻击英镑情况完全不同,但是我注意的一个倾向就是看,中国的那些主管单位、市场的监管单位或者中国人民银行,他们现在在舆论上、在媒体里发表言论的姿态在逐渐地改变,这也是正常的,因为西方的主管单位和中央银行也是花了很多年才学会怎么样来防止市场过分的反应。北京卢沟桥七七事变届满78周年的纪念日刚刚过去,与49年后不同,大陆中国官方近年来开始高调纪念这一被认为是中国抗战全面爆发的起点,并将7月7日设立为正式的纪念日,今年台海两岸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但日本方面也少有地发声,日本官房长官公开批评中国举行纪念七七事变的活动影响区域安全,今天我们连线采访旅日学者姜建强先生,请他为我们介绍日本人怎么看七七事变。姜先生首先介绍了日本民间的看法:我感觉,日本民间一般普通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七七事变是没有感觉的,也没有印象。这段历史对他们来说是一段分化的,作古的历史。那么又有一个很偶然的巧合。对中国人民来说,七七事变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华的开始,中国人民记住在一天;而对日本人来说,“七七”是一个民间传统文化娱乐的日子。这一天,他们要喝啤酒,女孩子要穿上漂亮的和服上街,进行一些庆典活动。这两个时间上的重叠更显得日本青年根本不知道,或者说不记得七十八年前的这段历史。正好很凑巧,今年日本驻华大使馆在这一天发布了如何庆贺“七七”的活动公告,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强烈反感,要求把这个消息撤下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其实是一种时间上的重叠,这种重叠也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让日本政府和一些政客们有意无意地躲过了一些东西。我认为,日本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对“七七事变”的普遍看法是缺乏历史的认知,缺乏对那段历史的了解。这当然这跟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关系,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对这段历史的描写是很模糊的,很不清晰的,带着一些中立的,就事论事的态度来论述这段历史。所以很显然,读着这些书成长的日本年轻人也不会把“七七事变”当做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记在心间。日本学术界的反应又有不同;姜先生指出:一批日本的历史学者则感觉到,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对此,他们做技术上的处理。他们对一些史料作出很细致地鉴别和研究。譬如他们纠缠着:究竟是谁打了第一枪?冲突发生之后,为什么战事会扩大?扩大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是全部在日方,还是中方还有原因?他们只做这些细节方面的研究,而没有把这个事件本身放置在日本从甲午战争之后对亚洲,特别是对东亚侵略企图的大背景下研究这个问题。那么日本的历史学者缺乏这个大背景,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意识地模糊这个大背景,第二个原因是这批年轻的日本学者可能也确实感觉到,他们需要从细部的史料学方面研究这段历史。这也正好吻合日本人比较挑剔的,万事都要从细节着手的行事作风。针对有关日本政界的反应;姜建强先生表示:今年七月七日,日本官防长官针对中国举办纪念活动进行公开批评,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亚洲)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他做出这种反向的回话,意味着现在日本执政党实际上是不愿意提及,也不愿意讨论,最好是有意无意地溜过去,放过去,不要引起大波澜,也不要引起争论,让时间流逝过去的作风,他们不愿意正视这一事件的。因为很简单他们心里知道,在侵略战争的大背景下,他们是讲不清楚的。在这个关键点上他们不愿承认这个问题,特别是现任政府需要突破国会在野党的反对在今年九月强行通过“安保”法案。在这个情势下,“七七事变”七十八周年就更要淡化处理。有纹身找工作《一战华工在法国》一书自2012年在法国出版后,其中文版也在今年三月份由吉林出版集团出版并引发舆论的关注, 14万在欧洲战场的华工历史在被时光封尘百年之后,重新走入人们的视线,今天的连线全球节目,我们就请中国出版人、该书策划胥弋先生谈谈这段历史、谈谈该书中文版的面市。Rfi:中国有一些书籍是有关一战华工史研究,您策划出版的这部《一战华工在法国》中文版有什么特点和不同?胥弋:过去关于一战华工第一本法文书籍、也是全世界最早的,是1939年一位叫吴本中编撰的,他后来加入法籍,在普罗旺斯大学中文系教书。吴本中先生的这本书是用法文出版,出版于1939年,内容只有39页。当时出版的动机是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呼吁英法支持中国抗战。所以他把一战华工的史实重新拿出来,加以记录,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之后大概七、八十年代,台湾有一个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学者陈三井先生,也是留法的,他写了一本《华工与一战》中文著作。过去的研究基于材料上的局限,多偏重于对英国、即所谓英军当时招募的华工“Chinese Labour Corps ”。当时英军招募的华工人数大约10万人,法国招聘的华工有4万人左右,当时一共在法国的华工人数是14万人。过去研究可能偏重于英国招募的华工,因为数量多,但是所有的这些华工都是在法国境内、法国北部工作。《一战华工在法国》中文版2015年3月在北京面市 近几年,由于法国滨海大学副教授马骊女士在2002年受聘该校,校区就在bologne 这个地方,四个校区 都零零散散遍布着华工墓地,最大的是就是这个滨海努瓦耶 华工墓地,也是欧洲最大的华工墓地。马骊女士发现这些墓地自然感到很震撼,她作为一个华人,开始进一步对此加以研究,发现法国史料以及已有的研究对这个课题非常薄弱, 然后她就下决心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并在2010年举办了西方、中国以外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一战华工国际研讨会,是由法国国防部及其他机构资助,这次会全世界各地来了一百多人,最后形成了四、五十篇论文,他们组织了一个评审委员会,从其中选出了23篇进行修改,最后完成了这本书。在法国是2012年由CNRS Editions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西方27为学者参加,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新加坡、香港、当然还有英、法、美、加拿大、德国等,是迄今为止西方学者研究一战华工的一个成果。之前的那些书籍可能会有所局限,所涉及的面及专题研究可能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所掌握的史料、语言的限制。Rfi:出版中文版的初衷是什么?胥弋:随着去年我们是在一战爆发一百年之前开始准备(该书中文版出版),是为了纪念一战一百年,当然也是为了纪念中国华工参加一战一百年。这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Rfi:就有关中国华工,我们看其实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都有海外华工,法国欧洲一战华工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成了一个学术上关注的热点?胥弋:对,过去关于华工,其实有比如中国早期在美国开发金矿的,在南非卡发金矿的华工,但是他们都是被迫的。作为奴隶或者是苦力去海外,是一种屈辱的地位状态下出国的。但是中国一战的华工他们是自愿被招募的,也是由中国官方许可,由于当时一开始时中国没有参战,是中立国,因而是由民间的公司和法方双方联合招募。每个华工所享有的工资都是经过中法双方谈判,然后达成协议。他们的工资当时与国内相比还是比较高的。Rfi:这一批华工战后大多数回到中国,但归国后多归于沉寂,他们与西方的这段接触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反响,而学术界对一战华工的历史作用也有不同的观点?胥弋:是,这些华工出国是出于生计,自愿来到法国。法国及当时协议国在战场上极度缺乏劳动力,亟需他们来支持、助战。这些华工多数是来自于山东和河北省的农民,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盲,他们在历史这个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当然是“小人物”,但是他们在无意中,他们参战的行为就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接着引发了后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遭受不公待遇而引发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又最终导致了共产党在中国的崛起,乃至新中国的成立,所以它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Rfi: 法国政府对这段历史的态度,从之前提得很少,最早在1988年才立了第一块华工纪念碑,到后来包括对马骊女士研究的资助,就您了解,中国对这段历史持什么态度,有什么变化?胥弋: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一种普遍比较忽视,由于历史原因,由于他们既有的政治观念, 对于一战,对于北洋政府都持否定态度。所以把华工出国参战的行为过去的历史观认为是一种被欺骗、受骗上当的行为。又是反对政府执政下来执行的,可以说从来都不予承认,也没有加以研究。法国方面是因为过去对一战的研究西方学者偏重于对参战人员、包括参战国、甚至是殖民地过派来的军队、如印度支那,这也很正常。参战人员是首先的, ,所以当然就比参战人员要次要一些了。这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加上中国近些年国际地位逐渐提升,自然而然这段历史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它可以有助于将来中国在国际上参与国际事务的一种展望和回顾。RFI: 随着国门打开,中国向国外移民人数逐渐增多,这个话题受到关注是否与这个现状有关,当新移民看到上一代及更早华人在国外生活的经历,而引起更多的关注?胥弋:我觉得您这个理解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华工的历史涉及几个方面,一是一战历史,还有中国劳工史、以及中国海外移民史, 这几方面是分不开的。所以现在随着中国向海外有很多移民 ,我觉得研究这一课题对目前这一背景也是有一定的启发。这本书的出版在一战100年之际出版,即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必然,华工的历史以及一战期间中国北洋政府的历史这些年也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过去长期以来被中法两国学者忽视的这段历史也到了该浮出水面的时候了。采访感悟:在世界纪念一战百年的时候,一首流传在一战战士中的《克拉奥讷之歌》(La Chanson de Craonne)不时响起,我们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也不清楚当年在法国援战的华工们是否也听到过士兵吟唱这首歌?在百年之后,当时光送走了最后一位一战老兵、一战的华工之后,不要遗忘或许是后人对他们的最好纪念 …

有纹身找工作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成员国资格申请,在3月31日,已经结束。这一计划推出后,到成员国申请日期截止前,很多国家的态度从开始的冷淡观望,转至后来的热情加入。本台连线旅居美国的经济学者何清涟女士,和她谈谈有关亚投行的话题。中国外交手腕促成多国参加亚投行何清涟女士认为:多国从开始的冷淡到后来的积极递交加入申请,是中国使用外交手腕促成的。先让新西兰同意加入,然后以此向英国游说,不提新西兰的名字,只说有一个西方国家要加入,引得英国动起来。到目前为止,英国也没有回答出,(加入亚投行)有什么好处。而媒体所说的是,加入没坏处。因为英国对欧洲国家有很好的示范效应,所以(英国一动)欧洲其他国家也动起来。目前大家的想法就是,不管有没有好处,先去占个座,然后再慢慢谈。何清涟指出:这当然有其理由。因为作为意向性创始会员国有一个好处---可以参与制定规则,才能成为董事会成员,成了董事会成员才有话语权,所以说目前是这么一个状态,不能因为他们(这些国家)都决定参加进去了,这里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蛋糕。至于各国是否能在亚投行分到一杯羹?何女士表示,亚投行的盘子就那么大,规定亚洲之外的国家占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在董事会的大小,按中国给出的盘子,有三个席位,可欧洲就有七个国家;新西兰有首战之功,英国带动了大家,法国和德国都是欧洲大国,按经济地位是德国强,按历史地位是法国,且不说意大利等其他国家,只说这几个国家就要分那三个席位。何女士估计中国到最后还是会曾加一个(董事会)席位,让他们作董事会成员,当了董事会成员之后,再能来讨论如何投资。至于如何投资,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投资理念差别是特别的大。投资理念差别巨大对于差别大在哪里呢?何清涟指出,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们的好处是不关注那些接受投资国的政治心态、人权状态、不干预他国内政、没有附加条件。这当然是中国一贯的做法,在非洲、在南美、在亚洲其他国家,都是这样,好像是不顾忌这些,只要经济利润。但是实际上,中国根本上就没要成什么利润。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海外投资已经有近二十年经验了,有两位多家企业但是失败项目很多,其中百分之九十处于亏损状态。因为这个投资的国家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政治极度不稳定,比如在利比亚的投资,以前卡扎菲和中国好的时候,(中国)投了两百多亿,结果是血本无归;还有一个是在委内瑞拉,对他们的投资援助在石油领域,结果现在投资收不回来;在最近,就是斯里兰卡,中国为了建在科伦坡的港口,花了好大的力气;希腊也是一样的态度,等投资之后,再加价要援助,像这样搞来搞去。而“一带一路”附近都是这样的国家,信誉很不好,政治不稳定,然后又耍无赖,那中国这个以援助带投资的方式,不是西方国家能够接受的。而面对接受投资国再要价的无赖举动,中国将会怎样呢?何女士指出:中国是投资国,投资之后,工程停止是投资国损失严重,此为一;第二是,以前的投资都是中国单独作出决定,自己决定投多少、什么时候和什么方式进行谈判。而且(大部分)是通过高层的政治谈判。如果有了亚投行,其他国家就不一定接受中国的这种投资方式。比如:本来确定的是十亿美元的投资,要再追加十亿美元去做贿赂、做援助,英国等西方国家肯定不干。如果说不讲人权, 这些西方国家可能会接受;不关注其他国家的政治形态,这些西方国家为了赚钱也会接受;但是独独要向无底洞里砸钱,这些国家肯定不干。所以何女士认为,投资理念就会有很大的冲突。中国这次放弃亚投行的否决权,但是过去,世界银行能够操作成功是因为美国享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套规则,按GDP总量、经济开放度、经济效率,还有各种东西全加权,就是投票权了,而现在中国不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可什么事都做不成,所以没有一票否决制或是一票否决权的国际组织,基本上是无效运作。亚投行今后如果陷入联合国的那种状态,那么基本上是无效运作。所以何女士认为:今后存在着第一,在机制上,实际上就是把(亚投行)变成联合国那样的扯皮机制;第二就是投资理念,中国和这些国家很不一样,肯定要发生冲突,所以对亚投行,要边走边看。先看要出什么规则,再看以后的投资决定是什么。何清涟信息,在开始运作了以后,有一些国家会退出;再有,会和亚洲开发银行一样,陷入无效的状态。 最后何女士还指出,中国原来建立亚投行的目的是想向外输出中国巨大的过分产能。因为这个拥有几十个行业,尤其是和基础设施有关的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所以成立亚投行的目的就是向外面转移这些过分产能。但是现在为了要面子,就让各国占先,这与中国原来的目的相距越来越遥远,所以亚投行是否能像中国开始想象的一样,向外输出过分产能、为其服务是一个很渺茫的事情。

中美第7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日前在华盛顿结束。对话开始前,双方间的关系因各种分歧经常发生摩擦,口水战不停。中国中文媒体对对话开始的报道非常低调,可是参 与对话的双方官员不仅人数多,级别也很高。今天本台全球连线节目:连线采访旅美学者何清涟女士,请她谈谈对这次中美对话的看法。 何女士你好,你怎么看刚刚结束的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你认为,这次对话的主要成果是什么?何清涟:这次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在中美关系处于零界点之时召开的,从双方对话开始前的舆论造势来看,完全体现了双方外交政策的特点。美国对华政策是处于不稳定的 状态,而中国对美的外交政策是相当的稳定和持续性,所以这一次对美国来说,正好出现了三种需要调整对华关系的意见:第一是出自军方和外交圈的鹰派,他们的 建议是除了保持对中国的绝对军事优势,还要考虑采用冷战时期牵制前苏联的经济工具,比如:收紧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推行不包括中国的贸易合作安排;另一种建议正好相反,认为华盛顿应该设法寻求于北京关系的新常态;第三种是和克林顿以来的对华政策一脉相承,(认为)双方应该通过共同合作的项目一点一滴地积累 信任。这条路,他们认为有助于稳定,也就是美国过去一直在做的事情。这三种建议,奥巴马其实根本无法做出如何调整,还只能是继续保持和中国接触。这样一 来,是不是一点一滴地积累信任就很难说了。而中方是抱着比较大的希望的,这种希望从舆论造势方面可以看出来。第一:国内媒体高调报道;第二,这一次出动了 在美国两个最大的华人团体:一个是杨振宁等著名学者创办的“百人会”;另一个是参加“plagect“的一批新一代成功的教授,学者,科技工作者, 还有坚决主张对华友好的一些美国人,尤其其中一些人在中国长期工作。他们都来游说,主要讲中美友好如何重要,将决定未来四百年中美之间没有战争,也保证世界和平四百年。。。。。。这也太夸大了。。。。。。但总之,对中方来说是期望很高,收获甚小;对美国来说,本来就没有期望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收获,就算是接 触了一下。不过,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没接这个招,没有如何人使用这个词。中国以后可能最好别再使用这个词了,因为它给人一种不对等的感觉。法广:北京方面提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把自己拔得很高,是不是就是想和美国平起平坐?何清涟:是呀,还有两个国家都是世界大国,GDP一个是第一,一个是第二,所以除了老美就是老中了。中国人是希望和他(美国)平起平坐。法广:你觉得中美间存在的分歧,这次谈话是否对分歧起到弥补作用呢?何清涟:没有,因为在会谈召开前,我就专门谈了这个问题,在目前引起冲突的几个大话题,比如南海、人权、网络安全在这三个问题方面。不可能取得任何一致意见,只能是交流看法而已。但是在一些边缘性的话题,比如:教育、卫生、科技交流、还有妇女儿童权益、健康医疗,这些方面可能会有一点实质性的收获,签订一些意向性的协议,所以这一次由刘延东率领的那一部分人,重点就是作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在之前就将,实际问题虚化处理,而虚的(问题)实际处理,实的就是前面讲的三个问题,虚化处理。法广:在经济上,这次对话在未来对发展双方经济有哪些好的影响或是坏的影响?何清涟:经济上,中美关系 两个关系是最大的基础:一个是经济交往,在这方面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基本上有投资,中国也和美国的各州建立了一些投资关系,和二十多个州建立兄弟城市兄弟省的关系,进行投资,有的资金到位了,有的还没有,所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另一个就是民间交流,其实民间交流是不太对等的。就是中国人可以在美国通过各种渠道成立NGO,如刚才讲到的“百人会”等等;而且还可以在美国自由办报,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纽约帝国大厦(设立宣传的机构)。而美国的媒体就不能到中国自由播放,像《纽约时报》本来不是政府媒体,在中国也受到限制。还有一个是美国有一个合法的游说机制,华府(华盛顿)有条客街,中国可以通过雇请那些退休的政客成立的事务所,去游说白宫,最多的时候,雇过三十二个。美国就不可能在中国(公开)游说任何中南海的高官,美国也不可能在中国自由的成立NGO,只有一个《美国对华商会》,也就是在商业方面听听自己商人的意见,不可能去游说国务院。所以这些(造成)在民间方面的不对等。在经济方面,这次据说因此要开一个长长的清单,而这个清单目前没有公布,所以搞不清楚到底哪些谈成了,哪些没谈成。但是对奥巴马来说,他本任期内有一个最大的成果,就是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他希望保持,所以这可能就是清单的一个前提制约吧!真对中美关系,何清涟表示:中美关系对应该都是双方最看重的关系,但是美国对华政策因受总统任期而受到限制,每个总统都有自己的智囊团体,有他自己的倾向,所以没有连续性;但是中国从邓小平以来,确定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视美国为敌,在经济上美国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外交目标上,中国视美国为非常重要的外交对象,但原则上是斗而不破。应该说本来亦敌亦友合作的目标是矛盾的。但是,中国以斗而不破的原则艰难地坚持到今天,这也算是外交上的进步吧!美国自己应该说被中国牵制的比较多,中国方面基本上是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针对中国如何牵制美国,何女士表示:北京当然利用了美国总统任期的限制,如对一些美国总统候选人给予投资,像最近传出的希拉里·克林顿收到过来自中国的捐款,这也是希拉里竞选中不太有利的一个因素。中国也有自己的想法,也一直想(向美国)灌输,但是否能如愿,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应该说美国现在的高层政治家、政客都没有对付一个新极权国家的经验,再加上跟冷战时期不同,苏联和美国那时没有经济交往,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目前和中国的经济交往就造成了这种复杂的利益纠葛,对华政策受到本国利益集团的牵制太多,比如金融利益集团、产业利益集团,都受到牵制,所以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只有一样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不管你下面投资有多少,但是最后是以党的利益、政府的核心利益为重。有纹身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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