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邮箱
联系我们
网站地图
邮箱
旧版回顾


抖音我找我哥去

文章来源:抖音我找我哥去    发布时间:2020-03-31 04:03:09  【字号:      】

抖音我找我哥去████棋牌是亚洲第一在线中国棋牌游戏,是真正的棋牌游戏,玩各式各样的亚洲游戏,例如麻将,斗地主,梭哈,诈金花,牛牛,德州扑克,港式五张等。████中共老党员、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于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去世,享年101岁。李锐一生历经坎坷,屡遭迫害、晚年大力呼吁宪政改革。作为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李锐敢言的作风使其成为中国执政党内的一位敢言者。尤其在晚年,他的硬朗风骨不减当年,尤为令人钦佩。李锐的去世引发全球关注中国政局的人士及媒体的关注。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也有感而发,以“毛泽东身边的铮铮风骨”为题,写下了悼念李锐的文章。潘永忠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法广:首先,请谈谈您对李锐先生去世的感触?潘永忠:李锐先生活在世上,是一种符号、象征与压力,因为他曾经在中共体制内的显赫地位与经历,以及他长久以来对中共建政以来反思,那句「共产党完全错了」,一位体制内老者给社会的答案与结论,太震撼了。他老人家的去世,对中国的政治变革前景来说是一大损失,我们这样的人非常痛心与悲伤,当然世人不会忘怀这位了不起的智慧长者。不过从人的生理现象来说,李老享年101岁,已经颠覆了「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的说法,这又是值得庆幸的。法广:按照这位耿直老人的生前意愿,似乎并不愿意在死后被“开追悼会”、“进八宝山”、或被“覆盖党旗”。作为一名资深的中共党员,他为什么会拒绝一名党内成员最终可享有的“最高荣耀”?潘永忠:这很好理解,对李老来说,他对中共的历史与现行政策有了基本认识与判定,他在生前一而再,再而三对中共高层,及习近平提出批评,但没有得到整个体制的认可。道理很简单,清者自清,李老生前不愿意同流合污,离开了人世更不愿意为中共体制背书,他把那些所谓的「最高荣誉」视为粪土。法广:2012年10月,李锐曾为海外举行的「大时代、大动荡、大变革-第五屆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亲笔题词。作为大会的主办方之一,请谈谈您当时的感受。潘永忠:当姚监复先生把国内中共体制内自由民主派前辈的亲笔题词交到我手上,他们是可敬可佩的李锐、胡绩伟、鲍彤、杜导正等五位智者,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走过了这么多年,2007年的布鲁塞尔民主论坛会议曾经收到曾任中宣部长朱厚泽的来信与文章(我们编入了当年的会议文件),这次再次得到一批前辈亲笔鞭策与鼓励题词,说明我们海外的活动受到他们的关注与鞭策,我的内心是一种复杂的感受,有激动,有责任,有压力,有感慨,更有使命感。我非常感谢姚老为我们所做的联络与工作,更感谢这批导师级老人支持与关怀!法广:李锐一生历经坎坷,屡遭迫害,却不忘初衷,为理想而直言不讳,坚贞不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他始终保持刚直不阿的正气?潘永忠:李老一生不平凡,他是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也是中共党内著名的自由民主派人士。他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陈云的秘书,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尽管李老的人生显赫,但在中共体制内照样数度遭遇迫害,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他被当作特务嫌疑隔离审查,邓力群乘人之危,「抢走」了他的妻子。在1959年庐山会议,他被毛泽东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与右派们一起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文革」期间,他又被送入秦城监狱。「文革」后的1979年,李老才获得平反,出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后经中共元老陈云的推荐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届顾问委员会委员。离职后李老主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他指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为 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他还批评习近平搞独裁,推倒邓小平提出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大搞个人崇拜。李老长年呼吁民主宪政,是中共党内自由民主派的杰出代表。李老给「民主论坛」的题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是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高举这两面大旗,问题在一百年来,中共执政六十三年也没有走好民主与科学的道路,这需要全民的努力,开展新的启蒙运动。 李锐,2012.9.7.」从言词内容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他加入中共是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与科学」,然而世人皆知,中国的现代民主在哪里?中共现行的专制与独裁不仅在持续,而且变本加厉,这自然与李老一生的追求背道而驰,违背了他的索求的初衷,不能苟同,不能同流合污, 是他的态度与人格。法广:李锐的追悼会于3月20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但是,他的一些生前好友出席告别仪式的打算却遇阻。当局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潘永忠:当局还是惧怕民心民情,出于维稳考虑,我听高瑜说,她当时被禁在家,24小时不能出门,有几个人看着她。担心她通过媒体被人采访,然后现场报道。但是高瑜告诉我,聚集在八宝山东大厅聚参加悼念人们超过1500人。这是中共层层把关,惧怕一石激起千层浪,动摇了中共的执政统治。实际上中共非常担心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发生。所以在每一个事件还没发生之前,他们就处处防备、处处制约。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还是从维稳(的角度)考虑。法广:当局为什么不顾李锐的遗愿,坚持给他开追悼会?潘永忠:实际上这里边的背景非常复杂。因为李锐现在的太太(是在他平反以后和他结婚的),她也是一个老红军的遗孀,是一位还在体制内的老干部。李锐的女儿是反对他的父亲进八宝山、反对开追悼会、反对盖红旗的,尽管她做出这样的表示,但是李锐的太太不愿这么做。这位太太还有原来第一任丈夫的子女。这些情况非常复杂。作为一位老干部,(他的太太)是配合的。当初中共中央派来参加追悼仪式的时候,只派了一个秘书长,他太太很生气。既然按照正部级的规格来举行追悼会,为什么只来这么低(级别)的(人)?因此后来在送花圈的时候,把规格提得很高,把习近平、李克强的花篮也放进去了。当然我估计这是经过他们的同意的,这里边的背景就是家属。当然我们对李锐的女儿的表态是非常的支持的。她完全按照李锐的遗愿在办事。这是没错的。我只能说到这里。法广:最后请您谈谈,您认为,李锐身后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什么?潘永忠:简单地说,因为李锐对整个社会、对共产党体制的看法,是很说明问题的。这不仅是社会知识界原来对中共体制的反省与检讨,李老等一批中共党内自由民主派,深入与扩大了这个社会组群对中共现行体制的认识与反叛,将起到整个社会思考与探索,实际上他们起到对社会的一种呼吁、唤醒的作用,两句话: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中国将向何处去?

最近一年来,法国政坛动荡非凡,似在经历着一场延绵不断的地震。每一次震荡都会造成旧体制的部分瓦解。5月7日,马克龙当选总统,将法国引向一个新的起点。总统领导下的新政党在6月18日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令法国的政治生活再次经历震荡,并衍生出一个得到彻底更新的议会景观。自此,新总统马克龙是否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展开深层次地改革?新的议会将如何处理与总统府之间的关系并发挥作用?真正的反对党何在?对此,我们对旅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进行了采访。法广:首先请谈谈,你如何分析法国目前的政治局势?刘学伟 :历时一年之久的法国大选季总算落幕,法国的政治生活应当又可以恢复常轨了。 立法选举的两轮之间,各家民意测验机构都给予共进党第二轮以压倒优势胜选的预测。其议席预测从400-480席不等。占到577席整个议会议席的70-80%以上。一时间,“海啸”、“碾压”之类的评价甚嚣尘上。由于之前法国民调的高准确度,选民把这些预测当真,总的的反应似乎非常的直接了当:“马克隆赢太多了。应当予以压缩。”果不其然,在第二轮选举中,这个预期中的“海啸”就下降了好几个级数,一直降到了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程度。 要知道,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5届议会中,仅有两次执政党拥有的议会议席略微超过60%。另外超过50%的也仅有两次。因此这次马克隆共进党的60.8%的议席,已经算得上是大胜,但并非史无前例,更不是先前预料的碾压式的“海啸”。 大家也都注意到,这次立法选举的弃权率两轮双创记录。这也表示了法国民众还没有把一切赌注都放到马克隆的篮子里。很多的国民对他还是信心不足的。 法广:马克龙当选后,可谓一路顺风,赢得立法大选,又对内阁进行了重组,从此他是否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推动改革呢? 刘学伟:一个理想的西方议会,执政党与反对党的理想比例,应当符合那个著名的黄金法则,就是6:4。执政党席位如果不够60%,优势太小,会影响立法效率。但优势太大,又容易失去监督。事实上,仅被期待了几天的“海啸”并未发生。这回的选举结果可称恰到好处。 不过保存尚且完好的共和党和几近彻底崩盘的社会党内现在都面临是“与总统多数充分合作”的建制派和“只当反对党”的路线斗争。已经听说,共和党内有为数达50席的建制派似乎要自立议会党团。这个发展当然对马克隆有利。 总理飞利浦依然是共和党员身份。他获得的议席按规矩交由他的当然还是共和党籍的替补者出任。还有其它阁员也有类似情况。总之马克隆的第二内阁依然是多党联合内阁。 就在本月21号,马克隆的总统多数出现了第一个重大裂痕。前进党的头号结盟者民主运动(Modem)的主席贝鲁因被该党的欧盟议会“空饷门”牵连,为自清而退出政府。不过民主同盟还是在内阁中保留了两个席位。笔者感觉,马克隆的处理还算有章法。 法广:前进党在议会处于绝对优势的局面将对法国的政治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议会将如何处理与总统府之间的关系?刘学伟:现在的共进党,虽然还不至于一党独大,却还是只有一个领袖。本来可以辅佐他的贝鲁现在威信大失,一时难以判断还有多大影响力。马克隆的一切来得太快,他个人的影响力也太大。比如那些大批的新科议员,一半妇女,一半非专业,一半年轻人,一大半新科,仅靠马克隆光环当选,自己并无实力/势力。这对马克隆指挥操控议会,当然极为有利。但如果马克隆不是神人/圣人,有什么举措失当,指望他那个近乎御用的议会党团来帮他把关纠偏,恐怕就会难度大了一点。 这是一种全新的议会生态,能否运作良好,还需要实践的检验。以前那种老气横秋,职业政客垄断,数十年连任的议会生态当然也有很多弊端。这回是不是矫枉过正,只能等着看。法广:依你看,马克龙的政纲真的就能救法国吗? 刘学伟:这个题目很大,限于时间,这里只能择几个要点来说。我只能先说,他还是有机会,但真要成功,会很不容易。因为法国现在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还是太大了。 法国今天面临的第一难题可以概括为经济问题,稍微说详细一点就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数十年积累起来的七高:高工资、高福利、高物价、高税收、高债务、高劳动力成本、高失业率。其中前两高是他们必须捍卫的成果,后五高则是代价。这些问题如果不说是病入膏肓,也显然是深入肺腑,绝不是轻易就可以解决的。 比如,现今政府的第一要务,迫在眉睫的劳工法改革,绝对必须经历9月份就会开始的街头第三院极左派示威的考验。这个考验相信他抗得过去。与之配套的比如税收改革还有很多,效果也相信会有。但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后面那五高沉珂,那就还要观察,甚至不要期待太高了。如果能改善20%,比如失业率如能在5年内降到7%上下,那就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了。 法国现在面临的第二难题,是移民危机。对中东伊斯兰世界人口/宗教输出的大局面,马克隆似乎没有什么大格局的应对方略。他打算认真应对的似乎只是这个大局面上面开出的恐怖主义这朵最毒的花。这是标准的扬汤止沸。因为无论你摘去多少朵毒花,新的毒花还会冒出来。哪怕是把IS灭掉之后,这个大局面也难有根本好转。法国的治安危机背景类似,它是特定的一部分移民无法在法国安居乐业的结果。法国的移民危机,是治安危机和恐怖主义危机的深刻背景甚至根源。在这个方面,似乎马克隆并未有足够深刻的认识。 在近期召开的欧盟峰会上,据说马克隆还在主张相当宽厚的难民/移民政策。对此本人当然是期期以为不可。当下之际,就是应当把帮助难民的钱送给黎巴嫩、土耳其等国,就近建立安全区,难民营。全力推进那里的政治解决进程。一旦和平实现,送回难民,重建家园。这才是唯一正解。马克隆说,不再强求阿萨德下台,这才是朝正确的方向走了一步。阿萨德就算是卡扎菲第二,有阿萨德的叙利亚也会比没有卡扎菲的利比亚强。叙利亚离了阿萨德,那非常可能就会变得与今天的利比亚一样完全无法收拾。 国内的移民政策,马克隆似乎继承奥朗德的路线,并不打算明显收紧。本人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文明冲突是一个很严峻的题目。现在在这个方向继续姑息延宕,估计会给勒庞的国民阵线准备更晚一些时候的上台的更多机会。在这个议题上,“政治正确”的墙树得太高,本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多说话的余地。 本人认为,现在法国面临的第三个难题是一个很多人(尤其是左派人士)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意识形态危机。特朗普上台,是对美国的这个危机,“政治正确”的泛滥成灾的一个巨大回应。在这个方面,马克隆主义似乎太过的“正确”。他似乎要捍卫一切现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所有的“政治正确”。)并不打算做任何重大的修正。在笔者看来,他还是过于的“白左”、“圣母”。如果这些“政治正确”真的都长期可行,他就没错。如果这些“政治正确”真的隐含着大量的危机,那他就没有面对,自然也不会解决这些隐含的危机。 这些过于僵硬的“政治正确”,并不只有国家/民族/文明认同(Identity)一个方面。关于个人自由/享乐/责任/家庭/生育子女/赡养老人/性/毒/赌等一系列方面,都有两条意识形态路线的争执。在这几乎所有的方面,马克隆的左派根子都似乎太深。 上任总统奥朗德一直高举这些意识形态旗帜,但这回社会党一败涂地。这应当是这些价值观显有重大纰漏的一个铁证。 太多的“政治正确”无法言说,是西方陷入危机困境的一个深刻原因。马克隆在这些遍布的意识形态地雷之间似乎游刃有余。但笔者怀疑这种“游刃有余”否真实。 第四、关于欧盟,本人也支持他的在维持欧盟的前提下力图改革的大方向。但欧盟能否长期维持下去,本人心中也没有底数。 第五、关于西方文明的主轴,大西洋联盟,那是美国在主导。特朗普要拆掉一部分,似乎德国/法国,默克尔/马克隆,都是不可能担得起力挽这个狂澜的差事。马克隆的対俄政策也大体中规中矩,不会与俄国结盟,也不会激化与俄国的矛盾。 第六、马克隆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似乎准备顺应而不是抗拒东方/中国(经济)崛起。中/法或欧洲/东亚之间应当不会有对抗性的冲突前景。对此本人当然感到欣慰。但是,他显然并无能力阻遏中国/东方的继续崛起。 不过刚刚结束的欧盟峰会上,马克隆似乎在提议对中国对欧洲的投资设置障碍。说句实话,西方的贸易的确可能是已经到了需要保护的时代。但至少这样的政策主张就与他鼓吹的全球化、开放的大宗旨相冲突了。 总结:马克隆现在是法国人历经艰难之后找出来的准救世主,虽然这个准救世主有些嫩。他能不能真正救法国现在还不好说。但害怕他得不到议会多数而施政限于“空转”的忧虑已经成为过去式。他已经得到了必要的权柄,他会努力去大展宏图。如果法国病/欧洲病是可治之症,那他就已经拥有了几乎最好的政治条件来治愈,至少是明显改善之。如果他依然治不好甚至无法明显改善法国病/欧洲病,那就只能寄望于更猛烈的手段,比如下一次找出一位真正的强人/救世主,赋予他一个正直的“海啸”?或者,这里已经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中国先圣孟子云:“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这回,的确天有大任降于马克隆,但却并没有“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那个“必”字没有兑现。没有这些历练的准救星马克隆,能否完成世人对他的期许,我们拭目以待。“八九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今年迎来三十周年。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并不算十分漫长,但在人的一生中,三十年可谓不算短。当年投身这场运动的热血青年,如今已进入中年,许多人流落他乡,在期盼中度日,有些人承受着生活的压力,有些人经受着精神郁闷的煎熬,更有些人不堪流亡生涯的重压,英年早逝。他们渴望六四得到正名的美好愿望,一年年落空。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从不断的反思中,究竟悟出了什么?中国民主进程是否有所进步?对此,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的看法。法广:“八九-六四”又送走了一个年头,为六四正名的期盼再一次落空。反思这段历史,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六四”三十年后,这一要求民主的运动却始终没有能够确立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廖天琪:三十年的时间半个甲子,不算短。这期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巨大变化。就在1989的同一年,柏林墙坍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纷纷倒戈,苏联帝国分崩离析,如今东欧都成了民主国家。再看看中国,我想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加害者,犯罪者,中共政权,另一个是受害者,即中国人民和民主运动。先谈在八九运动中,中共政府作为镇压民意,屠杀人民和学生的凶手。刚才说过,30年时间不短, 中共1921年成立,30年后,1951年,这个党就已经夺取全国政权,把国民党赶到海峡对岸的台湾,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大实验,从土改,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到后来的文革,批林批孔,严打, 一直到八九屠杀。和平时期却杀出一条血路,无辜中国人民死了四千到八千万。这一切老百姓都猪狗一般默默接受。八九的动人之处是人民觉醒,反对官倒贪腐,继而人权自由,而中共竟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动用军队坦克公开屠杀。三十年过去没有公布真相,更别谈正名,无辜受难的六四亡魂和下狱的人得不到正义。但是这三十年,杀人的凶手们进行「中共特色的反思」,也就是将一起反抗批评在萌芽时期就扼杀,另外就是发展经济,用物质和金钱来收买人民的灵魂和尊严。如今中国是经济大国,人民物质生活提高。世俗物质的价值蒙蔽了人的良知,正义,很少人再去真正反思中共建政七十年以来血跡斑斑的历史,三十年前的大屠杀也被忘怀了。所以当我们谈到受害者的中国人民时,令人感叹的是普通的人已经被洗脑和矇骗忘记了以前的痛苦和耻辱,因八九而兴起的民运,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并未能健康发展,如今只有微弱的声音和力量。想到这些,实在极为痛心。杀人者、犯罪者如今势力强大,受害者已经忘记疼痛和羞辱。人类的正义、良知似乎真的萎缩了。法广:“八九-六四”为中国带来哪些影响?有没有对中国社会公民运动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廖天琪:八九-六四确实曾经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人民一度觉醒,令全世界都惊叹。许多民运和民间组织都应运而生。特别是海外的民运,很长时期都一直在国际上坚持著,并和国内的同志们有所互动,但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一般都是各自单独运作。可惜中共政权从未跳出传统以来毛主义的那套思维,对于一切异议异音都极为恐惧,在中国内部从事任何民间政治活动,都是危险的。因此许多组织的积极份子都先后下狱。连文艺界文化界的人都不放过,更不用说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群体,习近平主政以来的这些年,被捕入狱的人更多。许多人反复判刑,几十年牢底坐穿,无法活著出来。但是随著资讯的流通,民智毕竟提高,中国民间的许多组织都蓬勃发展,只要不直接涉及政治议题,还是有活动空间。我认为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是一个惨痛却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它直接间接地催生了中国的公民运动。法广: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五四”和“六四”两大民主运动。从五四到六四,中间相隔七十年;从六四到如今,又送走了三十年。五四运动后的七十年中,民主诉求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兑现?而六四之后的三十年,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否朝着实现民主的方向向前迈进了?廖天琪:五四运动的发端是政治性的,是北京学生不满当时北洋政府在国际外交上的失败,巴黎合约对中国合理的要求否决,学生和民众发起的示威抗议和请愿运动,这个运动后来发生变化成为知识界推出的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提倡白话文,打出「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口号。二十世纪每当中国面临各种危机时,人民都会追溯到「五四精神」,也就是要求现代化,跟世界文明接轨。可惜百年来,中国走了许多弯路,至少在当初五四先贤提出的民主诉求上,至今在许多华人社会如台湾,新加坡,流亡西藏等地得到实现,但是偌大中国的大地上德先生还没有踪影,倒是赛先生十分生猛,如今北京政府大力提倡科研,在电子工业上发展迅猛,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相当领先,但是这些科技也直接帮助中共来控制人民的资讯、通讯和思想言行,事实上是赛先生帮助掌权者扼住了德先生的脖子。六四之后这三十年,中共学乖了,如邓小平所言,「向前『钱』看,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政府用金钱和物质的改善来让人民的良知和正义感麻木,同时控制互联网,用电子技术来控制人民的知情权。虽然现今中国各地人民生活条件改善提高,治安也较好,但是这离民主却愈来愈远,因为政府的权力独大,没有法治和媒体的监督,没有民意的反应,政府的权力就如一个铺天盖地的网把所有人都罩住,一切异议都被消除,一切民主萌芽都被扼杀。法广:您如何评判中国当前的维稳体系?廖天琪:中国的维稳体系以前是靠公、检、法三个系统来控制,也就是通过警察、城管、国安、公安、街道委员会等实体力量来掌控人民。但是现在有了大数据库,有了人工智能这种幽灵般的手在背后,每个人都在公权力的无形控制之中,加上社会信用制度, 每个人都有这麼一张社会保障卡, 上面纪录了一个人生老病死的一切资料,再过一两年,这个制度会更加完善,哪怕中国那十四亿的人口,再多都不怕,大数据库里全都有资料,任何人在中国境内,七到八分钟之内就能被警察找到, 这是一个英国记者测试出来的。那么你说这个维稳体系是否完美?现在5G也已经推出,短时期内会日趋完善,方便的确方便,但是中国人都成了「笼中鸟」「瓮中鳖」了,中共政府对任何人都信手拈来,要抓要关都由著他了。不过,我也不是完全悲观,毕竟人不同於没有思想的草木,在某些情况的触动了,有些中国人还是有感情、良知和尊严,也还能独立思考,我不相信所有人都愿意这样被控制被豢养,被控制被维稳著。我们要争取在中国社会拓展民意和民间讨论的话语空间,让人民觉醒,毕竟人除了「胃」,还有「大脑」。抖音我找我哥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互联网时代。网络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沟通和交流方式,无限大地扩展了言论空间,也为传统媒体带来巨大挑战。计算机与网络进入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大大缩短了信息渠道。为了有效地控制舆论平台,中国政府建立了一套强大的网络监控和审查系统。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在其撰写的《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详细地剖析了中国网络世界的监控和审查制度、并揭露了相关措施引发的一系列冤案。法广:中国最早推出了怎样的网络监控和审查手段?潘永忠: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公安部、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国家安全部就着手建立强大的中国网络监控和审查系统,重要是:「金盾工程」与「防火长城」。「金盾工程」系统目的是,对中国公民进行综合监控,分数据库和监控网络两部分,其功能包括:语言识别技术,自动监听电话对话;远程监视和自动面部识别的技术;建立全国成年公民数据库(包括指纹);建立高保安度的光纤网络通讯系统等。当时中央提出:「要创建一个对因特网的总监控管理中心。」2003年9月,「金盾工程」启动。用于监控网络部分的功能是:监听、截断、复位、审查中国公民的网络活动;监听电话、蓝牙传输、无线网络;强制使用某些所谓的「过滤软件」,直接侵入公民的桌面、文档,进行监控。并要求软件公司提供软件使用中的记录,比如QQ、微信等社交软件上传的聊天记录,并扫描用户文件。「金盾工程」从2003年启动以来,公安部门已经把大陆96%人口的资讯输入到资料库中,也就是说13亿人口中12.5亿人的资料都在公安的掌控中。同一时期,解放军总参谋部与国安部合作建设了「防火长城」系统(英语:Great Firewall,简称:GFW),民间俗称「防火墙」等,这是一种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之间的网络安全系统,是中国政府监控和过滤互联网国际出口内容的软硬件系统集合,防火墙的作用主要是监控国际网关上的通讯,对认为不匹配中共官方要求的传输内容,进行干扰、阻断、屏蔽。中国网络审查监控广泛,对政府而言,只要是含有「不合适」内容的网站,均会受到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被要求自我审查、自我监管,乃至关闭。故「防火长城」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析和过滤中国境内外网络的信息传递与互动。「防火长城」与「金盾」属于两个系统,泾渭分明。「防火长城」主要是宣传系统的工具,相当于网络海关的作用;「金盾」主要是公安系统的工具,作为侦查取证之用。习近平说:「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法广:何谓“中国式网络审查制度”?潘永忠:近20年,中国政府通过「金盾工程」与「防火长城」等技术手段,审查与监控互联网,并通过了多部法律以审查网络。自2000年以来,曾公布超过60余个条例、规定、法令等文件。比如:公安部33号令《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1997年12月30日实施),这些被称为「法律」的文件,本身存在合法性争议问题。根据这些年颁发的法律、法规,被禁止的网络内容和网络行为,延伸到政治诉求和公民运动,归纳为:1、未经允许,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功能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2、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3、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4、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5、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6、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7、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的;8、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9、宣传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10、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11、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12、损害国家机关信誉的;13、煽动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14、以非法民间组织名义活动的;15、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中国政府防范的核心目的:是中国政府所指的“三股势力”,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势力,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势力,及宗教邪恶势力。公安部与国安部还对特定人群实行网络监视,并在后台阻断敏感人士的网络通信。法广:在网络监察机制的严密监控下,及如何运作的?潘永忠:中国政府监控和检查网络,在制度上,层层设立法规条令,动辄以重刑高压;在技术上,「金盾工程」与「防火长城」等大数据库,设置密不透风的网络栏栅;在机构上,有中共中央的网信办(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设置的国家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的网络安全保卫局(网警),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各地方省市州县也都设立了相应的网络信息管理机构。这还不算,中国向来的传统就是全民皆兵,依靠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从2006年5月起,各省市有关部门开始招募网络评论员(即网评员、舆情员),也有称网络监督员。大陆网民,称网络评论员为「五毛党」,讽刺网评员每发一帖「能挣五毛钱」。「五毛」也被称为「网络水军」,定期接受相关部门的指导,利用业余时间监察网络出现的所谓「不文明行为、违法和不良信息」,及时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不定期参加会议等方式向相关单位提出监察意见。如今中国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社会上的应用,一方面体现科技现代化发展,一方面政府对社会人的管控更为严密了。中国人已经习惯自己成为透明人,个人的兴趣爱好、教育健康、学历资历、经济状况、饮食消费习惯、交友乃至阅读嗜好都在管辖者的视野当中。每个人都成为一张塑料「卡片」,所谓的社会保障卡上面记录了所有的个人资料。这样发展下去的科技到底会把社会帶向何方?法广:您在书中谈到网络冤案问题,这些冤案最终得到了怎样的解决?潘永忠:据统计,因从事互联网活动而被监禁的中国人最早是2001年,他们是黄琦、林海等,至今天已达数百人之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占有很大比例。从单一案例来说,可能有一个终结的时候。比如:笔会前会长刘晓波,因网络联署《零八宪章》,提出中国的宪政民主改革之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因他被长期的监押折磨,在刑期即将结束时不幸辞世。这能说是得到了解决?还比如高瑜案。高瑜是著名自由媒体人,是专业记者、报刊与网络专栏作家,曾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三次因推动新闻自由而获罪入狱。最后一次因披露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即9号文件,网上俗称的“七不讲”),为此获罪入狱,一度还胁迫高瑜在央视镜头前“认罪悔过”。一审遭判刑7年,二审中将一审判决的7年刑期改为5年,剥夺其政治权利的年限仍是一年;经高瑜本人申请,根据医院证明文件,因高瑜患有严重疾病,法院决定对高瑜准予监外执行。最近中国的两会期间。高瑜遭遇警察的全天候监控,她的自由仍令世人担忧。还比如刘艳丽案。刘艳丽因博客写手与网络评论獲罪,是典型的网络冤案。刘艳丽女士现年44岁,原为湖北荆门市建设银行职员,网名“拽拽重出江湖”。她关注弱势群体,发起组织网友寻找、救助遭遇不公、垂暮之年的抗战老兵等,网名已经告诉世人,路见不平不公,拽出来,挥笔相助。2009年以来,刘艳丽因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发文针砭时弊、抨击当权者的专制腐败而触怒有关当局,多次遭遇传唤、骚扰。2016年9月26日,刘艳丽被荆门警方抓捕,随后被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和逮捕,羁押8个月后,于2017年5月27日以“取保候审”获释,一年后期满又被“监视居住”半年,为避免连累家人,刘艳丽与丈夫协议离婚,随后于2018年11月21日再度被捕入狱。2019年1月31日,湖北荆门市东宝区法院开庭审理刘艳丽涉嫌“寻衅滋事”案,起诉书列举了刘艳丽自2010年以来的29条网路言论,指控刘的这些言论涉嫌“寻衅滋事罪”,完全是在以言治罪。中国不实现宪政民主体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就不可能兑现,而网络冤案就不会终止。法广:您如何展望中国新闻媒体未来数年的发展前景?潘永忠:我们说,专制独裁统治的特征是:1、为了巩固皇权统治,国家只能有一种声音。封建皇朝时期是「家天下」,君权圣旨一种声音:「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奉天承运皇帝圣旨」。中共建政后是「党天下」,一个党,一个主义,一种声音(姓党)。2、严禁言论、出版自由,古往今来专制体制如出一辙。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至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均是因言而获罪,被迫害的都是文人、书生、知识精英。毛泽东曾狂妄地说:「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只有结束专制政权,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春天才会到来。因言获罪与专制制度是紧密相连的,是专制政权的衍生物。专制存在一天,因言获罪就不能杜绝。中国要实现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在中共一党执政时期是绝不可能做到的,毛泽东、习近平都强调新闻媒体宣传「姓党」。只有结束了中共的一党统治,中国实现了民主制度才会达到这一目标。

抖音我找我哥去曾轰动世界的香港雨伞运动落幕近三年之后,2017年8月17日,这场运动的三名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重新面对法庭,并被改判入监6至8个月。而在2016年,三人已经在同一案件指控中,以非法集结及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名分别被判处社会服务令和缓刑,三人已经完成相关刑罚。但港府律政司认为这些刑罚过轻,提出了上诉。这项改判决定8月20日在香港引发雨伞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不少人认为这项判决更是一项政治判决,也有人担心会有更多人因为参加抗争行动而被加判重刑。最早倡议以和平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行动争取真普选的占中三子也将重新面对法庭。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是否在香港已经行不通?重压之下,香港社会民间抗议活动是否还有反弹空间?争民主力量是否还能凝聚力量?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最早发出公民抗命倡议的戴耀庭先生认为,在香港目前的半威权政府状态下,公民抗命也许需要调整方式,但香港人不会放弃民主理想。改判决定没有充分考虑抗争者的动机法广:您是2014年香港占领运动早期的倡议发起人。今年8月17日,香港司法机关重新审理对雨伞运动三名学生领袖的刑罚,三人被改判监禁6至8个月。您对这项重审改判的结果是否感到意外?戴耀廷:其实,在法庭听取(控辩)双方的论点的时候,以及从一些报道来看,法庭对于年轻的抗争者持一种比较负面的态度,所以,宣布结果的时候,我也不感觉太意外。当然,从整个事件来看,我不认为(香港)法院失去了独立性,我相信香港的法院还是独立地做出了判决。但是,在整个案件里面,我们看到上诉庭把暴力的定义定得比较宽,而对于这些抗争者背后的动机: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争取一个公义的社会,对这一点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这才做出了这样一个比较重的判决。我对此是有些失望。当然,法庭提出了非常详细的法律观点,但是我个人认为,在香港现在的情况下,这种法律观点不能够给我们推行一种抗争,以充分的基本权利的保护。比如,法庭对“构成暴力”的定义定得比较严格,就是说很多行为都可能被包含进去。因为有暴力成分,所以很多其他的考虑点都没有算进去,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判决。从这一点说,在法律上,它(法庭)有它的观点,但(这种观点)也是有争议的,我甚至认为是错误的。这一切还需要由最高级的法庭来做最后的裁决。他们(三名学生领袖)也会上诉,要看终审庭如何看这个问题。我希望终审庭能够对于公民抗命有一个比较正面的看法。法广:就是说他们还有上诉的空间?戴耀廷:对,还有上诉的机会。当然,需要申请,(然后)要看终审法院是否接受他们的申请。香港社会的威权成分越来越重法广:公民抗命或者说公民不服从虽然是非暴力的形式,但本身有对抗法令的含义。香港上诉庭这次改判(三名学生领袖)刑罚的结果是否也反映出公民抗命行动自身的矛盾?如果参考国际上其他国家同类的行动来看,这样的刑罚是否特例?戴耀廷:不同国家,情况不同。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按香港本身的情况来看。因为谈到公民抗命,很多时候都是发生在本身已经是民主国家、民主社会,而香港现在仍然处于一种半威权的社会,不可以用同样的原则去看这个问题,因为,在一个半威权社会里,公民权利受到威权政府侵犯的机会,比在一个民主社会,客观上有一个差距……法广:就是说,您认为香港现在更是一个半威权社会状态?戴耀廷:当然了,香港政府不是民选产生的,很清楚,这不是一个民主社会。以前,我们可以说香港是半民主社会。同一个制度可以是半威权,或者半民主,要看哪一方面更多一点。没有全面的民主,那是一个半民主(社会),因为这个制度还有一个方向,在朝向民主发展。但是,现在我们从一种半民主变成了半威权,因为威权的成分,尤其是从今次案件的处理可以看到,我们的威权的成分越来越重了。我们还没有进到全面威权,因为我们还有选举,我们还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人权保障,但是再发展下去,那可能就越来越难去保障香港人的基本权利了,所以,香港现在实际上是进入了半威权的时代。法广:现在被改判刑期的不只这三名学生领袖,在此之前,新界东北拨款案13人也被改判入监,您自己也将面对法庭判决……有媒体说可能有一百多人因为参加近年的社会抗争活动而被判刑或将被判刑,还有媒体统计的人数是二百多人,另有人说可能还不止二百多人……您觉得这些数字是否有些夸张?还是说最近这三年参加抗争活动的人都有可能面对更重的刑罚?戴耀廷:现在被正式起诉的,应该没有一百人吧 ?! 但是,因为拘捕以后,随时都可以起诉,如果它真的要起诉,这个数字说是几百人也是可能的,所以,很难说最后会有多少人会被正式起诉。尤其是我们9个人的案子其实也涉及很多人,这批人将来会不会被起诉,要看政府。政府有起诉权。政府可以行使权力提出起诉,但也可以不起诉,而且也没有时限规定,所以,现在很难知道。我们只能说,如果半威权政府要利用法律程序,去打压不同意见,是可能的。但政府可能也会害怕,如果用得太厉害,又会发生反弹。这个星期(法广注:8月20日)我们看到有那么多人参加游行,这是雨伞运动后,参与人最多的一次(集会),可能有十多万人参加。政府可能也会考虑:压得太厉害,会有反弹,因此未必会全面起诉。问题就是,半威权政府,是它决定一切,公民权利很有限。被判监的年轻人未来影响力会更大法广:雨伞运动之后,香港出现一些由年轻一代组成的新的政治团体,并且有人得以当选立法会成员,但他们很快被剥夺了议员资格,泛民阵营因此也在立法会失去了关键少数的地位。如今又有“双学三子”被改判入监,还有其他人将要面对司法裁决……从这些发展来看,香港民间社会是否还有反弹的力量呢?政府的这些打压会不会阻吓住香港社会民间力量未来的行动呢?戴耀廷:我想这正是政府希望达到的目的,也就是透过这些起诉,把整个抗争运动打散。但是,这些被判监牢的年轻人非常坚定,表示他们会继续抗争,所以,我个人觉得,他们在(从监狱)出来以后,能量会更大,影响力会更强,因为有更多人看到他们付出了个人的代价。可能短期来说,他们失去了参选的资格,因为根据香港法律,判刑三个月以上,就不可以参选。所以,就选举而言,他们也许不能透过选举进入议会去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但是,我想,应当把抗争放在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这批年轻人,我想,他们能够拿到的政治能量在将来应该会是更大,可以说他们是未来香港政治发展的重要资产。短期来说,我们要怎么样讲方法,在未来的时间守住我们的议会呢?我想,还是有一些人可以出来,可以在这个关键时候,守住一些重要的岗位。比如在补选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会商讨。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反对的力量过去是分裂得比较厉害,但是,大家也看到,在这种打压下,如果大家继续分裂,我们的力量就会更薄弱。所以,大家可能在将来,有比较多的机会去谈一起的行动,增加我们抵抗半威权政府的力量……法广: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从事实上讲,各方不同的抗争力量是否有整合的空间呢?戴耀廷:我想,不是需要把大家都整合到一个新的政党下,或者一个新的政团里面,不是需要这样。只要大家在一些社会行动、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多一点配合,这已经可以让反对力量在未来几年、尤其是在2019年和2020年的选举中,表现得更加好。公民抗命的重点是抗命的精神法广:从近期的打压情况来看,公民抗命这种理念,是不是在香港如今已经行不通了呢?戴耀廷:我想,公民抗命重点是抗命的精神,抗命的精神可以用违法的手段,也可以用合法的手段。如果违法的代价增加了,大家就可能选择合法的手段,看如何达到同样的目的。所以,重点不是公民抗命,而是抗命才是重点,就是我们在这种半威权的社会里,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只是当一个顺民,还会在各方面能够有空间去抗命。如果到某一个时候,公民抗命适合大规模地推行的时候,那时候也会推出来,但在现在这段短期时间,可能不合法的手段未必是最聪明的做法。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到一种合法的争取的方法、抗争的方法,把抗争的时间拉得更长,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面对的抗争会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抗争)。采访后记:公民抗命:占领中环与雨伞运动戴耀廷为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2013年初他率先发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倡议,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健民和牧师朱耀明合称“占中三子”。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占中”支持者组织多次民间咨询活动以及民间公投,寻求港人在争取“真普选”议题上的共识。2014年8月31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做出决定,港人对“一人一票”选举特首的希望落空。这项决定在香港社会引发强烈反弹。9月22日起,香港学界开始大罢课。9月26日晚间,时任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近百人得以突破警方防线,冲入公民广场。约70余人在这次重夺公民广场行动中被警方拘捕。以学生为主体的集会团体当晚宣布发起公民抗命行动。9月28日,戴耀廷在在添美道的学联「命运自主」大台上宣布正式启动占領中环。一场轰轰烈烈的雨伞运动持续79天,才于12月初随警方清场行动而落幕。两年后压力加重的刑罚戴耀廷等占中三子及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在2014年12月3日前往警方自首,为占中行动承担惩罚,但未受起诉。但2017年3月,雨伞运动落幕两年多后,三人以及包括前立法会议员和两名学生领袖在内的其他六名参与者被当局起诉“公众妨扰罪”和“煽动罪”。这9人将在9月19日面对法庭判决。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人2016年因重夺公民广场行动而被判以社会服务令和缓刑。港府律政司就刑期提出复核后,三人被改判入监,立即执行。2014年9月重夺公民广场行动时,黄之锋为学民思潮召集人,周永康为香港学联主席,罗冠聪为学联常委。三人被香港媒体称为“双学三子”。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迎来十周年。这场发生在10年前的特大地震,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地震,死亡人数仅次于1976年的唐山地震。更为引入注意的是,地震夺走了数万名学童的生灵。无数学校校舍的坍塌,引发了针对豆腐渣工程的质疑。有分析指:这场地震不仅是一场天灾,更是一起人祸。十年后的今天,关于豆腐渣工程的调查有了怎样的进展?相关的贪腐集团是否受到了应有的惩处?死难者亲属的诉求是否得到了满意回应?对此,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法广:汶川地震至今已整整十年。数万名学生在地震中丧生。学校建筑的质量问题受到很多质疑。众多遇难学生的家长质疑人祸的成分大于天灾。十年来,当局是否有所作为,对豆腐渣工程进行了相关的调查?夏明: 我们看到官方的数据给了汶川地震死亡的学生人数是5335人。但是后来我们也看到艾未未进行了调查,他尽管受到了百般的阻挠,但是他的调查得到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官方数据,所以这个数据人们是有疑问的。但是至少根据官方的数据,有5000以上的学生在上课的时间被校舍垮塌所压死。所以这里面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学生被压死?中国政府在地震的初期,面对很多人的愤怒和质疑表示,半个月或一个月之内要给人们一个交代,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另外会问责这方面的责任人,要严肃处理,绝不手软。但是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第一,十年之后,中国政府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局部的、和总体的调查报告,对学生的死亡、对校舍的质量,是不是涉及到豆腐渣工程,进行任何一个科学的调查。第二,中国官方,从四川省到国家一级给出一个统一的结论,说:所有这些死亡,都是因为当时的地震是一个不可控的超级地震,是超级的自然破坏力带来了死亡。因此和其他任何的非自然的因素都没有关系。这样他们就把问责的质量问题和贪腐问题推走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十年以后,尽管仍有很多的学生家长失去了独生子女后,还在继续地追寻公正,追求真相,还有人现在为此在坐监狱,但是应该说,十年以后,中国政府对这一事情绝对没有给个回应,绝对不想谈此事情,而只想说,这是一次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政府、党和国家做得是非常完美的救灾工作。因此这里边就不存在问责问题。就只存在感恩,只存在庆祝一个伟大的抗震救灾的胜利问题。 法广:汶川地震后,许多维权人士试图帮助遇难者亲属讨回公道。他们的努力得到了怎样的回报?夏明: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它激活了中国的公民社会,所以公民团体、义工动员起来,向灾区挺进,送物资,提供各种帮助。但是由于有这种豆腐渣工程,有这种人祸的因素,有几个积极的人权活动分子在关注这个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有:一是作家谭作人,另外就是网络作家黄琦,他们都非常地关注、在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另外,我刚才也讲到,还有艾未未,他深入到四川灾区,而且他有他的志愿者,也在四川灾区挨家挨户地搜集这些死亡学生的信息。另外还有艾晓明,艾晓明跟着谭作人他们一起合作,他们不断地到灾区,尤其到北川、到汶川去拍摄现场的这些纪录片。我们看到他们所有这些人都遭到非常大的迫害。至今黄琦还被关在监狱里边,还在等着他的审判。因为他在收集各种材料,涉及到所谓的“泄露国家机密”,可能会以“间谍罪”或者“泄露国家机密罪”来对他进行起诉。另外谭作人被抓进去,被判了五年。现在尽管已经出狱,但是还是受到完全的监控状态。我们看到艾未未,他在里边拍一些镜头的时候,有一部影片像四川《老妈蹄花》这个电影,可以看到他当时被打,在宾馆里边被查,后来他的脑内颅内出血,后来在德国去做了手术。另外像艾晓明,他也因为参加各种维权活动,也被强迫提前退休。另外一个帮助他们去拍摄这个影片的一个小年青叫杨雨,后来逃出中国,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所以你可以看到,帮助去问责、要寻找真相的,都受到各种残酷的打击。2008年,我跟另外一组艺术家到四川去拍摄四川的记录片,后来我们在六月一号那一天被全部抓住,后来被驱逐出境。所以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是非常不愿意让人们去触及这一问题的。 法广:汶川地震后,你参与拍摄了记录地震中人祸的记录影片《劫后天府泪纵横》。请谈谈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 夏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其实初衷很简单。就是想着有各种灾难,这种灾难不管是我们生活在美国、还是生活在欧洲或者在中国,都是必须要面对的。而且在美国,我们在讨论美国的西海岸也可能会面临一个大的地震灾难。所以当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大家去的初衷就是想描述、记录这些灾难和灾难的影响、尤其给全世界的人,甚至给美国这边的人提供一些警醒。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做好应对,最后的结果将是非常悲惨的。这是我们的初衷。后来到了那边,我们碰到了这些家长、这些游行、示威、抗议、堵路,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来自外国的摄影队,就把这些珍贵的镜头全部记录了下来。做成了一部电影发出来。当时我们的一些工作受到了当地的群众的一些影响。因为他们面对的这些冤屈,抗议申诉无门。所以他们就不断地把我们做成他们的一个发生筒,希望我们能够记录、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的诉求让外界知道。所以我们的电影后面还有一个目的,也就是要反映这些失去了他们唯一的独生子女-我们采访的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他们的诉求和悲痛的遭遇,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个目的。不难看到,我们的目的跟中国政府的大的宣传口径、尤其要把赈灾变成一个值得庆贺的、值得让党和国家和领导都能彰显他们的伟大和功劳的、人们因此必须要感恩的这么一个事件。所以这就发生了冲突。我们的影片尽管后来被奥斯卡提名,但是中国在转播奥斯卡直播的时候,把它给屏蔽掉了。而且我们的电影在国内一直被封。法广:汶川地震十周年,同样的灾难是否可能重演?夏明:汶川地震十周年以后,我们在反思,其实在这十年间,很快又发生了玉树大地震,很快又发生了雅安大地震,所以当时四川地震爆发的时候,中国官方说是“千年难遇的大地震”,因此未来一百年,也不可能再有地震了。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地震在不断地发生。这里人们就会问:这种地震频率在增加,其中有什么因素?当然因素包括自然等各种因素,当然人们在质疑,包括在四川有一些特定的因素,包括三峡工程对地貌形成的影响,另外在四川境内的四条大川里面,尤其在岷江,有大量的水电站工程。对山、河、地质状况进行了大面积的破坏,这些因素有没有关系?当然事后也有人提出:四川涉及到很多的三线工程,很多山被挖空、很多山里边储藏着核武器研究,尤其我们知道川西地震、包括像绵阳地区,都是中国的核工业的基地。所以不免就问道这样一个问题:多大程度上这些因素与地震有关?另一方面,如果地震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就会考虑一个如何去预防的问题。地震发生以后,如何去抢救?如何去救灾?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至今中国政府没有解决:所以未来地震发生的话,不仅会面对一个天灾,还会面对一个人祸。那就是中国的工程的承包,承包里面充满了腐败。而且工程质量没有得到太多的监管。我采访的很多科学家告诉我说,如果中国政府当时质量的监管,建立的质量如果遵守在唐山大地震以后制定的抗震标准,如果是认真执行的话,我们看到的所有这些校舍、公共建筑,它们会结构性地被破坏,但不会出现像我们看到的这种攤饼式地坍塌。也就是说,结构性的破坏让这些房屋或者教室无法使用,但是它会留下空间和时间让这些学生逃离或者撤出。但是攤饼式地轟塌,使得学生在二十秒之内就已经被压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人祸跟政府的政治腐败有关系。但是中国的政治腐败、尤其在四川当然牵扯到周永康,周永康的家族、他的儿子周斌,还有下面的黑社会团伙,像刘汉、刘伟兄弟,他们在川西都是霸占一方的。尽管2014、2015,四川出现了官场大地震,他们这些人基本上所有的书记、市长最后都被撤职或者进监狱等等,但是中国政府尽管有这个整个四川官场大地震,但他们从来不敢直面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四川的官场大地震,跟原来四川的汶川大地震之间是否存有一定的关系?中国政府绝不会把四川大地震跟官场的腐败挂上任何联系,所以他们永远说这只是天灾,跟人祸没有关系。如果这样处理的话,我担心未来任何的天灾还会夹杂很多的人祸。因为毕竟官场的政客没有去清洗。

香港民间争普选公民投票刚刚尘埃落定,一场民间公投活动又在同样“一国两制”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酝酿。7月中旬,澳门良心、青年动力和开放澳门协会这三个民间团体宣布将在8月24日至30日期间,也就是8月31日澳门选举委员会推选新一届特首的前夜,在澳门组织争普选民间投票。澳门自1999年政权回归中国政府后,似乎一直在“一国两制”下平稳发展,其博彩业的兴旺发达吸引了不少中国内地游客,甚至贪官,媒体间鲜见澳门社会风波的报道。但继今年5月底的大规模集会逼退政府高官离任保障法案之后,民间团体又宣布将针对特首选举发起民间投票行动。这次公投活动为何而来?如何解释过去17年澳门“一国两制”的平稳发展?澳门年轻人何以成为正在兴起的公民运动的主力?我们电话采访了这次公投行动发起人之一、只有23岁的澳门社运人士苏嘉豪。 民间全民投票VS小圈子选举法广:澳门将在8月31日选举新一届特首,三个民间团体近日提出要在特首选举之前,在8月24日至30日时组织民间投票。请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投票的主题是什么?为什么在选举委员会投票推选特首之际,组织民间投票?苏嘉豪:这次公民投票的目的是抗议特首选举,因为澳门特首选举是一个只有400人参与的、不民主的小圈子选举,澳门有99.9%的市民都不能参与挑选领导人的程序,所以,我们三个民间团体发起民间投票活动,(向市民)提两个问题。第一,支持与否2019年的特首选举由一人一票的、普及、平等的选举产生?第二个问题是:今年的特首选举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请大家针对这位候选人投信任或不信任票;如果候选人不只一位的话,就针对每一位候选人投票。这两个问题很明显是希望得出澳门民间对争取民主选举的态度与诉求。法广:你们的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在征求民间对今年特首选举候选人的表态……苏嘉豪:对,没错。法广:澳门民间的普选要求是否强烈呢?澳门与香港的一个不同之处是,香港的《基本法》已经预期了特首选举将来会过渡到普选,但澳门的《基本法》里并没有这样的预期。苏嘉豪:尽管澳门的《基本法》并没有注明要最终达至普选,但是,在此之前,北京政府派来的一些官员曾解释说,只要澳门民众有这样的强烈诉求,澳门可以达至普选。我想,在澳门实现普选,并不需要修改《基本法》相关的条文,但是,因为澳门政治风气一直比较保守,再加上教育体系和传媒等都掌握在官方手中,所以,澳门本身的民主或公民意识比较薄弱,支持普选的声音现在很强烈,每个人也都有一点声音,希望改变目前这个完全不民主、只有400参与特首选举的现实,我们有信心通过一系列公民投票这样运动,让澳门人有一个实际的公民教育过程,让大家的民主诉求更强烈,更坚定。澳门社会民怨积累已达临界点法广:总体来说,相对于香港,澳门一直显得有些无声无息,媒体上很少看到关于澳门的报道,好像发展十分平稳,而且2003年在香港引起50万人大游行的23条国安立法也在澳门顺利通过,被中央推荐为“一国两制”实践成功的样板。怎么理解这种平稳?苏嘉豪:澳门赖以为生的是赌博业,赌博业给澳门政府带来的税收每年都超过千亿(澳门元)。这样庞大的税收使得澳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建设也很快。但是,在这样一个不公平的政治制度的资源分配之下,澳门市民普遍没有充分、平均地分享经济成果。而媒体、大学、中学等一般都在官方的牢牢控制之下,所以,澳门社会虽然一直存在不满的声音,但是,传媒管道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些声音传达到境外,让大家听到。所以,一直以来,澳门给人一种错觉,经济发展很好,人民的生活也不错,其实在经济发展繁荣的背后,很多不为人知的社会怨气在不断累积,现在澳门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尤其是最近三、四年,民间对很多不同的民生诉求、异见声音已经越来越强烈,法广:今年5月澳门曾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包围立法会,并且几天之内就让政府收回了当时提出的高官离职保障法案。从您的介绍来看,这次游行抗议活动并不是百姓感到切身利益可能受影响而起来反抗的偶然事件,而是发展过程中民间积累的矛盾的爆发?苏嘉豪:对,没错。我想,超过两万人上街游行、超过七、八千人包围立法会,这些群众不仅仅是为一个(具体的)方案才站出来,正如刚才所说的一系列经济发展下,没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把一些民怨积累起来,让过万群众在这样一个非常离谱的方案推出之后,马上站出来,我想,这应该是澳门政府完全没有想象到民间的怨气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甚至超越了临界点,这对澳门政府是一个非常大的警号,北京政府也要通过联络办公室,要求澳门政府尽快撤回这个法案,我想,这对澳门政府是一个很沉重的教训。华人左派社团包办澳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法广:您刚才提到澳门社会民间的不同声音没办法发出来。但是,澳门社会其实有很多社会团体,澳门在这方面应该说还是比较开放,这些社团在澳门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些社团好像以爱国爱澳倾向为主,通常比较亲北京。怎么解释这种局面?苏嘉豪:他们是声称“爱国爱澳”,但他们所作所为也看在北京政府眼中,他们的一些报告中的社情民意都不是全面的,是偏颇的,所以,很多时候,中方人士甚至希望透过与民主派的接触,了解澳门真实的一面。这样的“爱国爱澳”的社团在澳门非常多。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澳门的民众把葡萄牙殖民政府局部推翻了,之后,这些民间的华人左派社团得以在澳门植根,包办了澳门衣食住行等民生各方面。这些社团沿袭下来,回归之后一直存在,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现在最大的目的就是,每次政府提出一项法案,他们都极力支持,政府每年给他们的资助非常庞大,这是一种相互利用的统治集团,法广:发起这次民间投票活动主要有三个团体:澳门良心、青年动力和开放澳门协会。您所在的澳门良心是一个网上团体,其骨干大部分是80、90后的年轻人,怎么理解是这些年轻人发起这样的抗争行动呢?苏嘉豪:我想,时代在变,年轻人接触到的咨询越来越多元,大部分澳门年轻人开始摆脱主流社会被官方控制的传媒,自己在互联网或者社交网站上寻找真相,这样累积下来的咨询,让年轻人的思维也改变了,他们对于现状,尤其是对政治体制的不平等、不公开的现状很不满,他们愿意用他们获得的咨询化作行动力,举办游行集会,这次的民间投票主要是年轻人主导的公民活动。法广:您本人在澳门土生土长,后来曾经去台湾大学政治系读书。这段在台湾生活的经历是否对您投身社会活动有所启发?苏嘉豪:我想,去台湾读书是突破了澳门本地教育的一个盲点,让像我这样在海外留学的人看到更多,尤其是当地的公民社会,社会运动和政治改革,见识也多了。我本身在台湾也见识了不少这样的活动,对我有不少启发,让我把这些经验、观点带回澳门,看看澳门的发展是否能适用一些这样的比较先进的政治观点。法广:关于这次公投活动,你们已经组织过公众咨询会,从这些公众咨询会情况来看,民间参与情况如何?民间投票活动是否将如期举行?你们这三个发起团体与澳门民主派政党的关系如何?苏嘉豪:这次民间投票在发起的时候马上就遇到官方、尤其是中联办、北京政府的强力打压,说公投非法、无效。其实,从法律角度看,我们完全有理据这将是一个公民表达意见的民间运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活动开展得还算蛮顺利的,尤其是参与的年轻人觉得蛮新鲜,他们觉得不能真正投票选特首,但能在同一天,同一个时期在公民社会投票。算起来,参与或提供相关意见的朋友非常多。另外,我们与澳门民主派政治团体新澳门学社有一种人事分工关系。他们没有参加管理和组织投票的工作,他们以比较独立的角色去推销普选方案,呼吁市民参与民间投票,所以,在组织内外,工作的配合关系不错。法广:看样子您对公民投票的参与情况很有信心?苏嘉豪:有信心。至少一定比特首选举的那400人要多,我非常有信心,我希望投票人数能成千上万。这是我的理想预期。澳门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于今年6月底按界别组不同比例分配选举产生,其成员由上届委员会的300人增加到400人。新特首将由这400人推选产生。根据澳门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此前公布的安排,本届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提名期已在7月29日结束。从目前情况来看,谋求连任的卸任特首崔世安是唯一候选人。台湾复兴航空2月4日发生坠机事件造成重大伤亡,救灾与相关的善后工作仍在持续。受到此一事件的直接影响,原定2月7日在金门举行的两岸事务部门负责人王郁琦和张志军的会面推迟举行。有分析指:北京政府适时宣布延迟既定的金门访问行程的决定,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关怀精神,显现出中国官员正在逐步改变以往那种官僚体制下的僵化作风、用一种不同于传统上统战的思维方式和更加细腻的处理 手段去看待和处理两岸关系。另有观点则从同一事件中嗅出了两岸关系出现问题、甚至倒退、北京藉此为两岸关系降温的味道。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张麟征女士来谈谈看法。法广:在台湾复兴航空发生坠机惨案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宣布延迟既定的金门访问行程,这在各方忙于救灾之际,原本应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决定,您却敏锐地洞察出两岸关系出现了问题。您是如何考虑的?您从什么迹象判断两岸关系出现了问题?张麟征:我想两岸关系从大概去年10月29号台湾地方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之后,两岸关系的前景就陷入一个非常混沌不明的状态。虽然两岸政策是马英九的强项,可是马英九的两岸政策本来就被在野党民进党卡在立法院不能动弹,再加上现在地方选举民进党大获全胜,它的现实执政的人口占台湾总人口的70%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马英九的两岸政策,要往前进是非常地不容易。因为后面有民进党所挟持的民意来牵制他。再加上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方面片面地宣布-其实也不能算片面了,它因为跟台湾曾经沟通过,但是没有达成共识-,那之后呢,它同国际民航组织谈妥了,要在台湾海峡的中线以西的、靠大陆那边的大概七、八公里的地方,划一个从东北到西南的航道。台湾认为这对它的安全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对中共大陆的这一决议很不满意。这些事件集合起来看的话,执政党方面来说,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在各种因素的交集之下,要往前再推是不可能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地方选举大获全胜的民进党以及它的党友柯文哲,他们在两岸政策上还是固守着否定九二共识这个原则。这样的情况下,万一2016年他们真的是赢得了选举之后,在国民党所搭构的两岸关系的架构之上,他们再往前走,至少他们可以概括承受现在两岸之间的和平红利。大陆对此可以说是了若指掌。也就是说,跟国民党的这种关系前进有困难,跟民进党以及其党友的关系破冰也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刚好复兴航空公司的事件爆发了。因为都有同胞遇难,所以两岸都忙着救援等等,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对台湾来说,台湾提出来海峡西岸飞航的路线要重新跟大陆磋商,大陆是不能接受。对大陆来说呢,这是一个台阶。所以台湾陆委会主动地表示推迟王张会。大陆也觉得推迟好,它需要时间评判台湾的局势再做应对措施。法广:从经济层面看,自太阳花学运以来,两岸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就遭遇搁浅,其中主要的障碍是什么?相关的谈判有没有可能在马英九剩余的一年半任期内,划上圆满的句号?张麟征:我觉得服贸协议和谈判中的货贸协议,其实对台湾都是很有利的。之所以一波三折,对于民进党来说,凡是国民党推动的任何有关两岸的政策,我都要杯葛的。这并不令人奇怪。主要是怪马英九自己。他在服贸协议上没有站稳,就是应该有的一种政治和法律立场。因为服贸协议签署之后基本上是ECFA架构之下的一个子协议。既然两岸经济合作协议都在立法院通过了,母协议下的子协议送立法院备查就可以了,可是只要绿营的立法委员一鼓噪,马英九就退让。所以把一个备查案搞成了审查案。那就歹戏拖棚。刚好去年三月又爆发了太阳花事件。马英九应因也非常适当。因为他如果当晚就把这些学生给抬出去的话,这个局势就不会酝酿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服贸协议被卡在立法院之后,太阳花之后他们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说要先制定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那这个协议现在也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所以两岸关系到目前为止,从经济上来看,也没办法持续地走下去。所以我看目前来说 ,两岸关系一定要陷入一个大概停滞的状态,很难再大幅前进。台湾方面总是想要回避对话、政治谈判。但是提出了许多要求,都要大陆片面让步的话,大陆也觉得好像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也有所不值。更何况现在台湾的局势正在酝酿改变。未来可能有民进党执政的机会。那对大陆来说更是一个大地考验。该放的、能放的、已经放了的,那就算了吧。还要进一步放的,那就等一等,看看情势演变再说。所以这两会的推迟,我想真的是有很深层的原因。法广:从政治层面看,台北市长柯文哲1月底提出台海两岸关系应该讨论 “两国一制”而非“一国两制”的说法,在两岸引发激辩,如何诠释柯文哲拋出的“两国一制”论?台湾政界作出了怎样的反响?这一论点将对两岸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张麟征:因为柯文哲不是民进党人,他好像比民进党人可以更自由一点去讲话。他标榜是超越蓝、绿的、白色的力量。可是柯文哲是不是真的和民进党没有关系?我想有识之士都知道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他跟民进党的关系其实是很深的。他自诩为墨绿,可能比民进党中的许多成员更绿。柯文哲说他是政治庶人,其实未见得。很多政治的手腕、诀窍他是满懂得。所以他抛出来的这个“两国一治”;之前他曾说不知道什么是“九二共识”。为什么要胶着在“九二共识”上呢?何不来一个“一五共识”呢,因为现在是2015年,来缔造一个“一五共识”,然后又提出来“两国一治”。那都是在试水温、看大陆的忍受度如何,替民进党来测风向的。所以我觉得从政治上来讲,柯文哲的这些主张都是否认“九二共识”,就是已经推翻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所搭的一个很稳固的平台。推翻了“九二共识”,还说要继续进行台北跟上海之间的双层论坛,甚至把它扩大成为两岸城市论坛等等。这都是有点一厢情愿、自说自话。至于说“两国一治”的问题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那就是重点不在“一治”了,重点是在“两国”。“两国”就是从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主张,到陈水扁的“一边一国”的主张,到现在柯文哲的“两国一治”的主张,其实就是“两国论”的变奏曲。当然大陆也不是不了解这种情形,所以大陆的反应就是说“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关系的一个和平之茅、你把这个茅拿掉了,两岸关系会飘向哪里,就不知道了。“两国一治”根本就是两国论,是大陆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由此看来,政治上两岸也会陷入一个僵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概到去年就到了一个转折点。今年看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进展。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大概都会停滞。2016年,我想民进党取得大选胜利的机会会大一些;如果真的民进党上来的话,两岸关系会倒退,那是必然的。“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刚刚送走了第三十个年头。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虽然不算长,但也绝非是一个可以令人轻易忽略的数字。三十周年的前夕,许多回忆当年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的新书问世。其中,一部由曾亲自参与了天安门事件的当事人曹旭云所著《爱尔镇书生》一书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这部书以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形式,即讲述了八九“六四”那一夜的事实,也回顾了这位参与者一生的心路历程。旅居瑞典的中国异见作家茉莉女士赞扬作者曹旭云为书写这部小数而付出的“很大的道德勇气”,因为作者勇于以“第一手材料,与专制权力争夺历史的言说权与阐释权”。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对茉莉女士进行了采访。请她来谈谈关于《爱尔镇书生》一书的感想。法广:首先请介绍一下《爱尔镇书生》这部书的大致内容以及作者的背景。茉莉:这本生动翔实的自传体纪实文学。他的自传为二十九年前的北京学运留下了详尽而非常珍贵的记录。他不仅记载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还记录了从北大三角地到天安门广场每天都在进行的演讲与辩论。就在六四30周年之际,原江西九江的一位中学教师、曾在天安门广场任“外省援京团”团长的曹旭云(又名罗姆),作为八九历史苦难的见证人,捧出了这本39万字的心血之作 《爱尔镇书生》。这本生动翔实的自传体纪实文学让我们看到,一位“回忆思想者”在沉疴遍地、万马齐喑的中国,以他不懈的思考追求真相与自由,并塑造自己的精神世界。曹旭云的“个人微观史”充满了温度和现场感,促使我们去正视一个民族尚未愈合的集体创伤,以真实的社会记忆与强权争夺历史的阐释权。法广:作者以怎样的笔触描述了八九六四这段历史?与其他一些回忆性书籍相比,《爱尔镇书生》这部书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茉莉:由于曹旭云有着很好的文学功底,他的书和一般的六四回忆录相比,更多了一些文学性。个人回忆录是一种带有强烈主观特质的文体,这种微观史用的是第一人称,在描述事件时,作者往往会探讨自己内心的微妙和激荡之处,使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产生互动。心理描写:当胡耀邦突然去世的消息传到海南,刚安顿家具厂不久的曹旭云,正肩上搭条毛巾去洗浴。在悲愤之中,他被使命感召唤,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此生此世不就是为这一刻做准备的吗?我得去推波助澜、去见证历史。人与国家是平等的,甚至还高于国家――我得去理论理论。”除了自我主观的心理描写,此书还具有强韧的历史现场感和鲜活的细节。例如四月中旬的北京大学:“三角地整个的气氛、形式虽温和平静,却透著一股被持久压抑著的思考与哀痛气息。让人感觉有一股莫名躁动著的、似乎即将喷发的巨大涌流。”又如,他描绘天安门清场前夕的景象:“6月3日傍晚时分,阴沉的天空下有一缕阳光,像是一丝狞笑,接著钻入地下。随之,四周枪声逐渐密集起来。此外,《爱尔镇书生》一书中还有大量的社会人物描写和江湖故事。由于曹旭云走南闯北,在社会各阶层浮沉,既有差点沦为乞丐的经历,也有作为富商的体验,其交游广朋友多,阅历非常丰富,书中因此有很多人物和风俗描写。这一类描写虽然让人感觉篇幅庞杂,在结构上旁支横斜,但涉及了个人命运与社会及他人的关系,展现了一个伟大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广阔背景。法广:您称这部书为作者“历经多年写就的‘厚重新书’”,请谈谈它的“厚重之处”?茉莉:即使被自己所珍爱的世界所残害,伤痕累累,曹旭云仍然能用持续的记忆和不懈的思考,去关注当年的受难者与今日的现实,并对人世间的正义与良善怀有期待。从这一点看,曹旭云依旧处于青春状态,他的心仍然留在广场。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抛弃了体制的曹旭云就从海南跑到北京,如他所说,这是“布衣拳擂紫禁门”。当时他借住在北大,以“罗姆”这个名字参加学生的游行示威,在天安门绝食直至昏迷。5月23日百万大游行后,曹旭云组建了“中华各界人士赴京声援团”并任团长,参与了广场的各项活动与决策。6月3日晚,中国军队像蝗虫一样进入广场,他被闷棍和枪托击中,受伤流血后昏迷了两天一夜,幸好被抢救过来。曹旭云也在商场拼搏中走到了油腻中年。当年那个高挑瘦弱蓄长须的书生,后来在随波逐流中浑身蒙尘。然而,即使成就了所谓“成功人士”身份,但当年广场的挫败,仍日夜困扰侵蚀和袭击着他的灵魂,他没法忘记那份激情、那份清纯年代的记忆,并一直怀揣着对死者的歉疚与祈求救赎的念心。他曾赋诗云:“回眸六四二十年,往事如磐如梦烟。铁马踏平民主梦,乌云笼罩自由天。精英攘攘谋生计,天下熙熙只认钱。闭目一思一落泪,……”于是我们看到这部历经多年写就的厚重新书 《爱尔镇书生》。曹旭云把记录这些史实当作“此生唯一的意义”。这部回忆录使我们重历一九八九的精神氛围,感受到中国曾一度拥有过的最自由、最具活力的时代,以及那个惨绝人寰的痛苦结局。法广:曹旭云在书中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解析,认为此一群体在“八九六四”之后“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性”。您认为,他的这种感悟由何而生?茉莉:和不少中国六四幸存者一样,在天崩地裂的事件发生后,曹旭云带着身心创伤走上经商之途。他的一个朋友说:“就力量对比而言是悬殊的,可是他们动刀动枪,我们动金动银,如何?”笔者所知道的一些六四学生学者在惨遭失败后,都曾咬牙做出这种打算:先埋头打好经济基础,然后再跟共产党斗。而,他们都大大低估了金钱对自己的腐蚀力量。“六四”后中国专制下的权贵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思想行为,摧毁了他们过去的理想,代之以拜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很多过去的理想主义者变得世故而油滑,很快就适应了那个曾被他们诅咒的体制,并在其中如鱼得水。他们淡忘了八九,称那是“少不更事”所为。“一个民族衰亡始于知识份子的精神衰亡。”这是曹旭云笔下一位老师的断言。《爱尔镇书生》不仅记录了中国专制权力对知识分子的羞辱、压制和迫害,还记录了作者熟悉的一代知识人三十年来的反抗与挣扎,甚至沦落。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知识人,他们在八九后走向边缘化,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性。但作为挣扎求生存的个人,他们各有各的追求和命运归宿,可谓人心百态。在曹旭云昔日的熟人和朋友中,有人办酒店和企业发大财,有人走上上访不归路;有人积极宣传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一级教授和演说家,有人悠闲嗜茶迷恋收藏;有人显赫一时因腐败锒铛入狱,有人归隐佛门维护山民权益;有人在对现实绝望告老归田,有人放弃文学主攻养生;……。在曹旭云的人物肖像中有一些坚毅不屈的六四幸存者,如1989年在北师大自治会负责理论宣传的对话团成员王治晶。王治晶后来毕业时被拒于体制之外,还因签署《零八宪章》被传唤、喝茶、抄家甚至失踪,但生活清贫的他仍顽强地从事民间抗争运动。法广:最后请谈谈,六四三十周年后的今天,北京对六四事件的定性更加明确化,曹旭云出版这本书是否能为后人带来启迪?茉莉:在此书中,曹旭云描绘了一幅色彩斑驳的俗世画卷,同时,他以透彻的观照和敏锐的审视,剖开了人世间残酷黑暗的一面。让人们看到,八九过去30年来,不少中国人屈服于专制,接受了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其心灵生命逐渐萎缩,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走向崩塌。曹旭云说:“真正致命的是把人们对公理、良知、道德和自由等美好希望的向往给灭绝了,这才是最可怕的。”那么,作者靠什么来支撑自己的精神而不沉沦,靠什么来挽救世道人心呢?曹旭云能做的是书生本行 写作。这部从个人角度书写的回忆录,是大我群体的社会记忆的一部分。这种社会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缅怀与哀悼,不仅是表达自己对于文明丧失的忧患之情,而且是一个民族的自我疗救。社会记忆探寻伤疤的深层肌理,试图修复社会的集体创伤,重建国人的人性与道德感受能力,并给后代留下历史文明的养分。真诚的记忆是与历史真相衔接的,而虚假的历史却常常与权力结盟。三十年来,中共当局为掩盖六四真相制造了大量的谎言,而曹旭云的写作则是以第一手的材料,与专制权力争夺历史的言说权与阐释权,这是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气的。希望曹旭云的新书,能鼓舞更多的六四幸存者出来叙述历史、反思时代。一个民族的价值共识和情感共同体,就建立在这一类真实而深刻的社会记忆之上。抖音我找我哥去




(棋牌泛目录)

附件:

专题推荐


© 抖音我找我哥去棋牌程序:仅供棋牌研究探讨测试使用 联系我们

请勿用于非法用途,否则后果自负,一切与程序作者无关!

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