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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库卡机器人邮件    发布时间:2020-04-02 14:08:03  【字号:      】

库卡机器人邮件████棋牌是亚洲第一在线中国棋牌游戏,是真正的棋牌游戏,玩各式各样的亚洲游戏,例如麻将,斗地主,梭哈,诈金花,牛牛,德州扑克,港式五张等。████特朗普执政两年后,美国将在11月初迎来中期选举。如何通过中期选举进一步巩固其执政基础,是美国总统下一步的主要目标。然而近来,特朗普在白宫内部的运作方式成为舆论热点。随着长期担任《华盛顿邮报》记者和编辑的伍德沃德所著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的出版,以及政府匿名高官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揭露特朗普遭遇政府官员抵制消息的曝光,美国总统的领导力及信誉受到严重质疑。特朗普的形象和支持率是否会因此而受到较大影响?陷入混乱的白宫将如何步出危机?对此,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阐述了他的看法。法广:《纽约时报》刊登白宫高官匿名文章、抨击总统的执政方式,以及刚刚问世的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这两件事,是否为偶然事件?夏明:我们看到在9月6号《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据说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官写的。题目是:特朗普内阁里边静悄悄地抵制。其实有点像一个抵制的宣言。他讲了目前特朗普政府其实是一个双轨运行的总统制。有一群人在抵制特朗普的政策,因为他有很多问题,包括他的道德、个性、性格和领导的风格等等,引发了特朗普政府的广泛抵制。因此有一群人,为了使得国家的利益得到保障,使得整个制度得到稳定,他们在做一个地下的抵抗工作。把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就像一个宣言,像美国向全世界宣誓一种声音:就是特朗普政府现在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而美国对他的民主制度也不要失去太多信心。因为尽管特朗普总统他个人不尊重民主制度,但是美国的民主制度还在运行。所以这影响当然会很大。与此同时,又一本书出版,是伍德华德所著《恐惧》,我们知道这部书的题目来自特朗普说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叫权力?权力就是恐惧。这里边就表示,特朗普用权,就想用恐惧的方式来传达他的意志或使用他的权力。我相信伍德华德在这本书里就认为,今天特朗普政府陷入一种恐惧之中,或者引发了世人的恐惧,但他自己、包括特朗普本人也陷入恐惧之中。而且我们知道伍德华德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是《华盛顿邮报》的副主编,伍德华德大概是水门事件以来,美国调查记者里边最著名的一位记者。所以这两件事的发生当然在美国引起巨大震撼。显然根据我的理解,这封信应该是特朗普政府中对外交、安全和国防事务有深刻了解的一位官员写的。这位作者应该是给伍德华德的书做过采访的。他们两位一定是认识的。我相信他们两个是相互有意识知道对方所做的事情的。另外一点十分清楚的是,如果他们两个是有关联的,在同一时间发表,是否进行过协调的,或像特朗普所说的有“阴谋论”?我不认为他们一定有阴谋论, 但是由于正好美国度完暑假了,要开始干“正事”了,整个经济和政治要开始运作了,还有一个大事件,就是十一月份美国的国会的中期选举。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两个作品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它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它从过去的两年,还有迈克尔沃尔夫的《火与怒》反映的是美国对特朗普的抵抗,基本上这两本书的出现是过去两年,美国对特朗普政权抵制的结果。法广:这两个事件将对特朗普的统治造成多大程度上的冲击?有否可能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结果?夏明: 这两个事件肯定会给特朗普造成冲击。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是特朗普本身的威信和地位会受到负面的影响。毕竟美国是一个民主制国家。运行非常开放。美国总统整个运行要受到公共舆论影响。公众舆论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民意群,另一方面就是报刊杂志、媒体对他的评价。所以可以看出这一点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特朗普就会说:美国的媒体是人民的公敌。就是因为他对美国媒体十分厌恶,他就使用了列宁式的语言、斯大林式的语言、或者中国毛泽东式的语言来攻击媒体。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对他个人的声望有很大影响。第二,他使得白宫内部的人一下子感觉到这种团结、不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在抵制,可能会激励这些人继续地工作。而且可能使他们有一种荣誉感,他们在捍卫美国的民主和美国的宪法。但是有另外一批人,他们又在表示对特朗普的忠诚。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内阁和白宫班子、美国的政府出现了一种分裂。对美国的政治应该有一定的影响。第三就是面临着一个多月以后的中期选举。我们相信,美国的公民、和两党在这么一种氛围内,对特朗普非常的不利。尽管美国的经济目前运行得非常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如果摸着腰包来投票,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选民们还是会根据目前的舆论、公共媒体的各种报道来行使投票权。所以我想这对中期选举一定会有影响。如果说特朗普能够在美国经济还在运行良好的情况下,失去对美国国会的控制的话,这完全是可以预料的。如果美国的共和党不会失去对美国国会、尤其是众议院的控制的话,那么如果它失去其中的席位,我觉得这是肯定的。法广:特朗普上台以来,不断引发非议。作为一名来自体制外的总统,他的种种做法是否可从某种程度上获得认同?夏明:特朗普的使命就是去撼动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他的民粹主义的运动,作为一个代言人,他本人并不是民粹主义。就像伍德华德的书里写道,他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民粹主义;以为只要是老百姓喜欢的,就是民粹主义。并不明白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但是当然有一部分喜欢特朗普风格的人,就是实话实说。他对美国的既定的政治当然造成很大冲击。所以有人在为他欢呼。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忘记,特朗普反应出了美国民主的另外一个弊端。他本身就是一个弊端。美国民主的两大弊端,一就是一群职业政客,把美国民主变成自己获利、自己捞名的名利场。民主党高官基本走的就是这条路。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商业、公司其实跟美国人民的生活并没有民主协调,而是让美国的人民一天至少八个小时生活在一个等级化控制的、甚至专制的体制下的。而其实特朗普在他当总统之前,从来没有在公共领域里边任过任何公职,他把他“CEO ”的作风带到美国政治,其实就是把美国公司的专制的、寡头的作风带到美国的民主体制。两个当然是有冲突。因此特朗普到底是会得到更多的认同或是批判,从目前来看,至少从知识界精英、从美国的主流媒体来看,他获得的更多的是批判。这个批判担心:他以他的反民主、反自由的寡头方式,可能会影响美国的民主、带来美国的民主危机。这应该是主要的评价。法广:特朗普在美国普通民众心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夏明:美国对他的意见基本上是三分天下:一种是(大概占35%左右),对他是铁杆。不管特朗普说什么,都是对的。对他很有热情,这部分人相信特朗普的阴谋论,认为所有关于特朗普的负面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假新闻、都是阴谋。这批人是铁杆粉丝,是存在的。另外也有一批铁杆的反特朗普的人。包括这些“Me too”运动,包括“黑人生命有价值”,等等运动,还有包括民主党的、共和党的、甚至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这部分人至少占到30%以上、接近40%。还有30%,这些人还没有表态。他们可能在很多的民调中也会模糊他们的态度,尤其在公共空间,表面上会说反对特朗普,但是内心里、或者在投票间里,他们可能就会支持特朗普。这就使美国政治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有中间的这部分人高度的虚伪性。毕竟特朗普现在有几个观点、尤其是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对有色人种的恐惧、对移民的恐惧。我相信他挑动了美国、以白人为主体的社会的某些人的神经。所以我的感觉是:中间的这批人如果以启蒙的思想来思考和投票的话,他们很快就会成为反击特朗普的这么一个人群。但是如果他们根据他们的直觉、认同、尤其再走向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或种族主义的话,他们就会支持特朗普。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中间这批人可能也会发生分化。有批人可能会反击特朗普。毕竟他的很多做法令人厌恶。但是仍有些人会继续暗中支持他。美国变成了分裂的社会,因此跟特朗普的较量陷入了比较胶着的状态。我现在还看不出来是否有明显的胜负,但是我觉得中期选举的结果反而会给我们揭开这个谜底。法广:白宫将如何步出由高官匿名文章和伍德华德所著新书引发的混乱局面?夏明:这的确很困难。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匿名文章提到怎么样运用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也就是说,由美国内阁的大多数提起动议,剥夺总统的权利,让总统交权给副总统。也就是宣布总统在身体上、心理上不再适合行驶职权、担任总统职位了。这是一个预备的方案,对特朗普总统隐而不发,但是对他形成某种威胁。也就是想让特朗普总统变得更守规矩,或者更合作。怎样使得白宫会清醒起来或者能够有序地工作?目前看来很困难。因为首先因为特朗普的恐惧,因为他对别人泄密的猜疑,形成了在白宫内部“捉巫运动”,很多人就赶快表忠诚,让白宫陷入一种堡垒的心态,一种受围困的心态。我觉得这会影响士气。所以今天的白宫如果要团结,会比以前还难。目前来看,如果中期选举给白宫带来一个很强信息,相信如果政治上大的冲击可能会让特朗普总统稍微收敛一点。也就是说他跟他的团队不把他的总统职位当成个人的权力来行使,而是当成制度来继续运行,如果有这样一个政治冲击的话,可能会使白宫变得更有一些纪律,更有一些秩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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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卡机器人邮件最近数月来,希腊的债务危机问题始终吸引着广泛的关注。希腊与债权人各持己见、争执数月,难以达成共识。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先生针对相关话题谈谈看法。法广:希腊在与国际债权人的谈判中(曾)始终保持强硬立场,拒绝对养老金制度以及提升增值税方面作出让步,导致希腊在债务违约的道路上愈行愈远。这将会引发怎样的后果?丁一凡:后果就是说欧元区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别人对整个欧元的、统一货币的信心会有某种程度上下降。其实希腊在这个方面逼它作出更多的让步,其实已经很难了、很难了。很难想象让一个国家的退休人员,说,好,明天你的养老金要被缩减了。现在人们都在讲,过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了,退休人员都要求增长养老金。如果养老金下降了,老年人会怎样呢?老年人又是民主制度里最多的选民、最多的投票者。所以任何的当政的政府都不敢在这件事上作出更多地让步。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欧盟逼希腊有点逼得太厉害了。法广:如果希腊与国际债权人的谈判最终破裂,希腊退出欧盟,将对欧盟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希腊最终又将如何步出危机?丁一凡:现在实际上欧洲人做了各种各样的演练。就是说,如果万一希腊退出欧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英国还作了演练,如果欧元区崩溃了,对英国企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都是在做秀、在做戏。真正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逼迫希腊作出让步,最后想达成一定妥协。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有两个根本的道理。一个就是:任何一个成员国都不会主动地退出货币区,因为退出统一货币区的话,对任何一个成员国来说,那就是自杀。比如说希腊:如果它推出欧元区,就要发行新的货币。可是新的货币的信誉是什么?如果一个政府发行一个新的货币,没有信誉的话,它就会遭受天价的通货膨胀。它就不可能有能力发行新的债。那么这个政府就肯定是要死掉的。所以希腊政府是不会主动干这么傻的事的。任何一个负责人的希腊政府都不会干这么傻的事。任何其他的政府也不会干这样的事。第二条就是,在欧盟当时成立欧元区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条款规定,可以说:当一个成员国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欧盟其他成员国有权力把它赶出去。也就是说,尽管希腊现在有债务或其他问题,欧盟成员国没有办法把它挤出去。现在欧盟其他国家做的,就是想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让希腊自己决定退出去。可是我讲了,哪有那么傻的希腊政治家说我想要退出去,然后希腊整个就会成为一个比中东国家还要乱的、比叙利亚、比伊拉克还要乱的一个社会。实际上这种假设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希腊危机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他们可以找到一种妥协的方法。无论这种妥协的方法是什么。然后在这种地方,我觉得,富裕的欧洲国家表现得太过小气了一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都可以对非洲国家免除债务、减除债务,那么为什么富裕的欧洲国家不可以对希腊减除一点债务呢?法广:有专家表示:欧盟应该对希腊作出一些姿态,但欧洲国家却坚持“欠债还钱”的原则。欧洲为什么不能对希腊债务作些减免决定?主要困难和顾虑是什么?丁一凡:欧洲富裕国家有一种担心,如果希腊有了一个先例的话,那么其他的国家是不是也会跟着?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它们都认为这些南欧国家有这种随便花钱、大手大脚、不太负责任的这种习惯。吃大锅饭、噌大家的便宜。它们认为:如果给了希腊先例以后,或者其他的国家也乘机占点便宜、都吃点大锅饭,那么欧洲的财政是无法支付的。那个时候,富裕国家如果也支付不起的话,欧元区早晚就会垮台。这是他们的一种理论上的说法。所以他们坚持说:不能让希腊越过这条红线。当然这是一种说法,其实也要考虑到,如果希腊真是坏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其他的欧盟国家怎么样?实际上希腊当年在借钱的时候,就是靠发债嘛。这些债是谁买的?多数都是法国、德国银行购买的。所以如果希腊一旦烂到那个程度的话,希腊当时发放的债券变得一文不值的话,那么法国、德国这些富裕国家的银行体系会跟着一块儿倒闭。如果那个事情发生的话,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承受不了最后的后果。法广:除此之外,这些欧洲国家的顾虑是否也有来自选民的压力?丁一凡:这里边有一些是因为在危机出现之后,为了平复这些恐慌、为了让市场恢复一定平静,就不能让违约的事情发生。所以还需要其他的国家继续借希腊钱、继续给它填洞。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就认为这是一种慷慨地拿老百姓的钱、拿纳税人的钱、拿公共财政的钱去帮助其它国家。这个时候就在欧洲国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舆论,特别是在德国。德国人就认为希腊享受的福利特别高、比德国还好,最后因为你的经济没有竞争性,所以产生了那么多债务,所以这个时候只有做一些痛苦的牺牲,勒紧裤腰带、挤出钱来还给我们。这样的情况下,充满了一种互相的民族的不信任的事情就发生了。其实经济问题比着复杂得多。正是因为统一了货币之后,使得德国人的竞争力大大地发挥了出来。所以德国才相对欧元区其他国家,全部是顺差。因为别人的货币是不能贬值了。别人不可能跟德国竞争了。德国因为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特别强,所以德国就保持了对其它欧元区成员国的大幅的贸易顺差。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上的事。这种结构性的事如果德国人不考虑地话,它也就是有一种用中国话来讲就是不太厚道。就是你是赚了别人的便宜,但是你在这个事情上却不承认占了别人的便宜。而且硬逼着别人在这个问题上付出代价。 法广:雅典谴责国际债权人最近五年来逼迫希腊削减养老金,并称其中充满了“政治动机”,这主要指的是什么? 丁一凡:基本上来讲,确实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欧委会在内的这些债主说,希腊必须得继续削减社会开支、才能够省出更多的钱来还债,那就是要砍老人的社会福利、砍养老金来省出钱来。其实这个事很麻烦。债权人代表资本利益,资本从来都是比较贪婪的。资本才不给人以回旋余地。而希腊被称为民主的诞生地。这些老人们都是有投票权的。你去损害这些基本投票人的权利、这些基本投票人当然不干了。最后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的结果就变成资本和民主的博弈。资本是追求利润的、资本是追求不平等的,而民主是追求平等的。所以这两者之间会使得欧洲的事情非常、非常地难办。希腊的新总理齐普拉斯就打着“我是民选的、老百姓支持我,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我决不让步”。他是以民主的名义来向欧洲发出挑战。但是欧盟这些所谓债权人,都是在以资本的名义、在命令希腊服从。说你欠了我的钱,你就是服从。法广:您如何看待欧债危机以及未来几年欧洲经济的走向?丁一凡:我觉得未来一些年,因为债务危机还不会平复下来,所以欧洲很难有明显的经济回升、或者很难能够找到新的增长点。这除了债务危机,还有一个问题,欧洲现在缺少增长点、缺少统一的、共同的意愿去做点什么。欧洲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它内部的一体化推进不了的话,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离心力越来越大。你看去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各个国家胜出的都是比较极端的政党。法国最明显的是国民阵线、极右翼政党成为最大的赢家。在其它奥地利啊等国家,最后的结果都是这样。而这个时候,欧洲作的是什么?欧洲作的是从里斯本条约之后,使得欧洲议会这样的机构,有了更大的权利,在决策中间有更大的否决权。如果欧洲议会这个机构里边,更多的议员是这种极端的分子的话,可以想象未来欧洲议会在整个欧盟一体化的决策中间,会起着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作用。所以这就使得欧洲一体化未来越来越难行。而一体化如果推不动的话,这些经济形势就不可能好转。因为你最终讲得是到一个统一市场、统一货币,都是要着眼于统一,才能够使这个市场的所有的优势发挥出来。而如果未来的决策是越来越朝着分散化、越来越朝着与一体化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原来所有的设计都是白费的。从这个角度讲,政治和经济有直接的关系。而政治现在因为比较混乱,在欧洲,可以说它的经济一定会受到严重损坏。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终于尘埃落定。三年前才走入政坛的前进运动领导人马克龙超越传统的左右对立在11位候选人中胜出,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如果说马克龙在政治角逐中异军突起显示出法国社会深层的某种活力的话,围绕这次选举活动的激烈争夺以及围绕极右翼政党势力壮大的争议更暴露出社会的严重分裂以及民众对未来前景的迷茫。这种分裂与迷茫也同样反映在一向低调的法国华裔社团。老一辈华人往往对法国的政治纷争避而远之,但随着华裔社团构成的变化以及社区治安问题困扰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华裔侨民不再对法国政治生活无动于衷,新一代侨民的政治参与尤其积极。在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邀请几位华裔侨民谈谈他们在本届法国总统选举中的选择。在巴黎从事图书出版的朱人来先生80年代来到法国定居,这次在第一轮选举中他就选择了马克龙:朱人来:“在马克龙和勒庞之间,我的选择是很明确的:肯定是选择马克龙。而且,从一开始我就认为马克龙才代表着当今世界,代表开放,代表改革。另外(一方)代表的是封闭,是回到从前。无论如何,这样一种政治(思想)是谁都不能接受的。”法广:在此之前,总共有11位候选人,您在首轮投票中就选择了马克龙?朱人来:“对,我非常看好他这个运动(注:前进运动)。虽然第一轮投票中有11位候选人,但主要的候选人可以说只有四位,或者五位,在这四、五位中,我仍然觉得是马克龙更能代表法国当今社会、代表整个欧洲政治环境的需求。赢与败仅仅是一刹那的决定,最主要的还是长期(计划),也就是现在和将来的路如何走。这完全是一种政治理念、甚至是哲学理念的选择,是否要选择封闭国门,选择回到从前?对我个人而言,答案是连想都不用想的。”法广:很多选民担心马克龙的自由化经济趋向。您觉得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法国社会是否需要如此开放倾向的经济政策?是否应当考虑加强自我保护?朱人来:“全球化的确对很多人的生活带来打击,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因此就应当否认比如欧盟的建设、把欧盟看作是所有困难的原因,我觉得这种想法有些过分。欧盟当然不是最完美,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欧盟可能就不能完美了。所以我觉得马克龙的态度是对的,就是说,欧盟这条路没有错,应该需要不断改革,而不是说“不干了,回到从前”……真要回到从前的话,法国恐怕不知道会怎么过日子了。“从事批发工作的方先生的观点与朱先生完全相反,90年代来法国的方先生已经参加过三次总统选举,他一向支持右翼候选人,他说,因为他认为应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而这不是左派政党的主张。但这次总统选举中,中右翼候选人菲永贪腐丑闻不断,勒庞因此成为他眼中唯一可能的选择。他这样解释他的选择:方先生:“我有几方面的考虑。法国的社会治安现在越来越差,这是我支持勒庞最重要的一点。第二点,是从经济角度考虑,我不太赞同欧盟。从政治上讲,欧洲国家都是小国,联合起来可以在世界发出欧洲人的声音,这我赞成,但在经济上,我觉得(欧盟)对法国不利,因为只有法国和德国是拖动整个欧洲的火车头,其他国家,很多南欧小国的政策都是养懒汉。直观地说,以前使用法郎的时候,如果去超市购物,200法郎可以将购物车填满;现在200欧元连购物车一半都填不满……”法广:但从您的工作角度来讲,勒庞提出退出欧盟对于做生意是不是也会很不利呢?方先生:“没有不利啊!我们都是老实本分做生意。她说关闭边界,我非常赞同。我去过比利时和德国边界,那里一个警察都看不到。你看,现在中东国家战乱,很多难民,他们可以到处流窜,这其实给恐怖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方先生虽然也是来法国安居的外来移民,但他支持充满排外思想的国民阵线党纲领。他强调自己并不是种族主义者,但他认为应当只欢迎所谓“素质高”的移民。他也很赞成勒庞的安全政策。他承认勒庞主张的严打政策会加剧社会对立、族群对立,他说他并不支持勒庞的所有主张,但他认为安全是法国社会面对的严重问题,就像一个人生病,重病就要使用猛药,哪怕是有副作用。在巴黎房地产业工作的刘慧子是在法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父母都是生意人,她个人在政治上一向比较偏向右翼政党,但三次参加法国总统选举的经历也让她对手中选票的去向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去年年底的共和党人初选中,她投票支持前总理菲永,但她也意识到尽管菲永在她自己眼中很有总统范儿,更接近她理想中的领导人,但对于法国当今社会而言,菲永的主张过于保守,更适合三十年前的法国。再加上菲永丑闻缠身,刘慧子在首轮投票中就把票投给了马克龙,因为她认为尽管他太年轻,又迟迟拿不出具体纲领,但她看到前进运动向不同领域的人士开放,感觉这很有活力。 这是否是因为她认为马克龙的主张与右翼政党的主张有相似之处呢?她回答说:Nathalie:“我在法国出生,我知道经济很重要,经济和金融都非常重要。但我和父母那辈人经历不同,在我看来,社会措施也非常非常重要,经济虽然重要,但也要想到帮助那些经济和社会条件困难的人,我想这正是马克龙要迎接的挑战。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心只看经济,那是前辈人的思维,我们还要懂得生活,要帮助别人,要互相帮助,不能像梅朗雄或阿蒙的主张那样走极端,但也要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因此要通过社会分摊金去帮助别人。”Didier也是在法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他一向支持左派,但这次选择了马克龙。这是否是因为他的生意人身份呢?Didier : “不完全是。选择他是因为我觉得他和我有更多的共同之处,比如年纪,我们都是三十来岁,他很合时代潮流,很懂高科技,理解当今世界、理解全球化经济的主要问题,这是我支持他的第一个理由。另外,从企业角度讲,我觉得他的很多主张不错,比如企业税收,尤其是雇工税务问题,他提出降低企业赋税,以便企业可以雇用员工更长时间,而且雇用时间越长,赋税越低,这可以让雇主与雇员关系更稳定,雇主也可以更愿意留住好的员工。我也很看好他在文化和社会层面的许多主张,我觉得他的确是一个了解法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的人,这种影响在削弱,他提出文化开放的主张对法国很重要。”但马克龙与传统左派的主张是否也有很大差距呢?Didier 不这样认为:Didier : “我一向投票支持左派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我是移民的后代,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意识到是左翼政党的政策让外国人可以成为企业家,进入企业管理,在左翼政党执政以前,在密特朗以前,对于外国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忘本,因为我希望其他亚裔移民也能在法国成功,能够获得合法身份,获得我们因为左派政策而获得的所有机会。从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讲,马克龙在移民问题上的主张很好,因为他主张发扬移民带给法国社会的积极因素,法国尤其需要给外国学生合法身份,这些学生在法国学习,应当让他们能够在法国有一个稳定职业,有合法的居留权,这不仅对法国有利,也对新移民有利,他们的长处可以丰富法国的文化。就像我刚才所说,马克龙与左派主张在文化,在移民等问题上,有相通之处,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在退休问题上,他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奥朗德政策的延续。所以,投票支持马克龙,我并不觉得与我此前支持社会党的立场有很大差距,倒是和右派主张区别很大。”居住在图鲁兹的Oliver 曾在共和党人候选人菲永和法兰西不屈服候选人梅郎雄之间犹豫。他为此专门去听了这两人在图鲁兹的竞选演讲。他在首轮投票中将选票投给了梅朗雄,在第二轮投票中违心地投给了马克龙:Olivier :“尽管菲永丑闻缠身,但我还是想去了解。去了以后发现所有听众都是老人,我还碰到了我自己的老板。在台上坐着的都是年轻人,但听众基本都是老人,我认为(他的支持者)基本是既得利益者,他演讲得很好,但给我的感觉是总体上生气不够。”“梅朗雄的竞选大会在一个公园里,是一个星期天,可以野餐,我也就顺便听听他的演讲。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在演讲自己的理念的时候,他不纯讲政治,有时候他会开个玩笑,演讲结束时他以Jacques Prevert的一首诗结尾,我感觉他这个人不纯粹是政治动物。在台上讲话时,他也是四周转着讲,不是那么呆板,给人感觉比较和悦。再看周围的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很多是当地的大学生,而且气氛很热烈,我当时问一个大学生他为什么支持梅朗雄,他说,对他来说(支持梅朗雄)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意义,但是他认为社会不公正,就是应该支持他的第六共和国……”“这给我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有这么多年轻人参与,这代表着法国的未来。再加上他反对劳动法改革,反对给有产阶级和老板更多的权力,主张保护劳工的权益,所以我决定投票支持他。虽然我知道他不可能真正当选,但第一轮投票向来都是选‘心上人’。至于第二轮,两位候选人我都不喜欢,马克龙,不管怎样,他还是现任政府中出来的人,他曾在左派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所作所为和右派的基本政策大同小异,比如马克龙法案,改革劳工法当然是总理(主持),但他当时是经济部长。剥夺劳动者权益让我不爽。对我而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相信一个执政者应该从基层干起,对各基层民众真正了解之后,才能真正给民众办事我……马克龙真的是太年轻了,是法国精英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是为政治而政治,所以我对他并不看好。但他毕竟有过从政经验,尽管代表的是金融阶层,但他有欧洲意识,推崇欧元,还是有政治家的风范。特别是看了(两轮投票期间)的电视辩论之后,很显然,马克龙有具体的方案,而国民阵线党的候选人从头至尾都在挑别人的刺儿,自己没有真正的纲领,而且,整体来看,她也没有做担任总统的准备。我觉得她这样的人如果当选,对法国肯定是一种灾难,首先她排外 我们是外国人,肯定会受到排挤。”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后,中国的新闻业便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党控制下的新闻媒体丧失了自由度。1966年6月,《人民日报》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潮。文革十年,中国的新闻媒体几近名存实亡,成为名副其实的宣传工具。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在其所著《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对中国新闻媒体在此一时期的地位以及中国文化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的遭遇进行了详尽地描述。法广:文革至今,已半世纪有余,以今天的眼界看文革,您认为当年的这场“革命”能否避免?潘永忠: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简单地回顾一下“文革”爆发的当时背景与体制因素。一、背景环境:1、1957年中共发动了“反右运动”,中国整个知识精英阶层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打击和惩治,全国遭受迫害的知识精英,官方数据已达55万人,彻底杜绝与阻塞了中国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管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建政后的数年内,私营的新闻媒体、通讯社、出版社,均被合并、合营与关闭,但中共建政前旧新闻媒体、出版界等的人才们,被国营媒体吸纳,并担任各国营媒体机构的领导职务,这对当时媒体管理方法上,还是保存了相应的自由空间,“反右运动”后,言论自由已不复存在。2、盲目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大搞违背自然规律的野蛮、盲目、“放卫星”似的经济建设,导致全国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大饥荒,举国疮痍满目,民生凋敝,有些地方还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3、中共党内斗争尖锐化。首先,中共不检讨自身的领导错误,推诿责任,说是“自然灾害”;其次,中共高层领导权争夺,毛泽东退居二线,从事理论研究,刘少奇承担一线的主持中央工作。“反右运动”的错误,发动“大跃进”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反思,追究责任,纠正错误;反而是助长了谬误的萌芽继续发酵,在中共领导机构上的安排,为更大的灾难积蓄机会。4、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理论,为举国更大灾难“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二、中共体制因素:1、中共内部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2、搞个人崇拜,权力集中于一人,毛泽东成了中共新君 皇帝;3、毛泽东全面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理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再回头来回答,“以今天的眼界看‘文革’,当年的这场‘革命’能否避免?”我想我不说,大家都会明白无误找到答案,中国这个专制体制的主导思想和结构没有改变,习近平政府又祭出偶像崇拜、一言堂的模式,社会上沒有任何讨论公众事务的言论空间,原本可以扮演缓解民怨民愤压力的阀门功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被封杀,社会的不滿有如充滿了气的高压锅,随时会爆炸,滋生当年那场‘革命’的温床正在发酵,我的答案是:不仅避免不了,很有可能重复“文革”那段历史,当然表现形式可能有所改变。我自以为,这应该不是耸人听闻的看法。法广:作为文革的导火索,《海瑞罢官》如何沦为政治工具?潘永忠:历史的悲剧总是从文化领域开始。封建皇权时代多少次的“文字狱”都是例子,“五七反右”是一个现代例子。吴晗的一部《海瑞罢官》京剧,毛泽东看后很高兴,还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还称赞剧本写得不错。江青、张春桥等谋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故意挑起新一轮“文字狱”。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体系,换句话说:《海瑞罢官》成了毛泽东的敲门砖。结果《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大门紧闭。毛泽东发怒了,指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重新评价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使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是毛泽东版的“文字狱”,成了维护极权的重磅炸弹。法广:您在《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谈到“文革摧毁了中国文化”、“摧毁了一代人”等问题,请具体谈谈您的看法。潘永忠:这问题在这里谈,可能具体不了,只能原则的来说几个数字等。1、“文革”10年,城市有4四百八十多万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达六十八万多人,这其中大都是文化人士、知识精英,这不仅是非人性杀戮,还是摧毁了承上启下的中国文化人才资源。2、“文革”10年,农村有五百二十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份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一百二十多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中国士族作为文化家族群,其家法、门风等都具有深厚的儒学传统,维系士族家庭人伦亲情是儒家的礼法伦理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家族一直在社会的发展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文革”的做法无疑是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传承的社会群体。3、“文革”10年,大搞“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山下乡”运动等,都是在摧毁中国的教育,“文革”10年,中国的教育停止了10年。4、10年“文革”最重要的是摧毁了传统的人伦道德。中华民族的人倫道德,指的是:道、德、仁、礼、信、孝、义等,这是人道之根本,是为人最根本的道德,是人所應行的正道,也是社会共存的道德准则。而“文革”10年,这些在中国几乎荡然无存,这需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慢慢修复和弥补。法广:文革时期的新闻媒体占居着怎样的地位?潘永忠:“文革”10年,已无从再谈及新闻媒体占据的地位。“文革”时期有个热词叫“两报一刊”,两报指《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指《红旗》杂志,凡是代表中共中央的声音,通常同时在“两报一刊”上发表,然后中央和各地报刊都要全文转载,广播电台都要全文广播。于是“两报一刊”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喉舌,出现了“小报抄大报,大报抄《红旗》”的现象。“两报一刊”的许多主要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其中的一些文章,甚至还是经毛亲手圈改或撰写的。“文革”中,毛泽东终于又巩固了皇权,中共从此变中共集体领导为毛泽东的“一言堂”,新闻媒体也成了毛泽东一家窗口,或者说是毛版媒体。2017年可以说是习近平政权全力维稳,以确保秋季的中共十九大顺利召开的一年。2017年也是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频频爆料所谓中共高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内幕而搅动海外华人舆论场的一年。中国当局全力在国内网络封锁相关信息,而海外自由的网络空间则让郭文贵爆料效应得以沸沸扬扬,在几千公里之外的美国,成为伴随中共十九大召开的不和谐音符,徒增各方舆论对中共高层人事动态的种种猜疑,也在海外华人中,尤其是民运人士中间引发挺郭派与反郭派之间的针锋相对。中共十九大,至少在表面上,已经平稳落幕,郭文贵爆料效应也开始降温,但郭文贵现象余波未尽,引人深思。在上一期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邀请旅美学者、《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谈了他对郭文贵现象的观察,在今天的节目中,欢迎收听旅法学者、巴黎塞尔日o蓬杜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的对郭文贵现象的见解。法广:2017年郭文贵爆料事件伴随了中共19大的前期舆论。但19大至少是在表面上,按照预先写好的脚本,开幕、落幕了。现在回头重看这一事件,您如何看郭文贵现象对中国政坛产生的影响?在过去的一年里,舆论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郭文贵事件的影响?张伦:这要看是谁认为“高估”或“低估”,什么样的舆论说“高估”或“低估”。至少我个人,从来就没有高估,觉得郭文贵爆料会从根本上影响19大的一些安排。这样说并不是事后诸葛亮。之前,我接受《明镜》的采访时,就已经提到这个观点。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觉得低估郭文贵事件的意义很恰当。我认为郭文贵爆料其实还是有很深远的一些影响。在19大之前,大概在一、两年前,我就估计到2017年一定会有某些事件发生。道理很简单,就像18大之前,有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一样。19大因为牵扯到一些权力更迭,涉及一些权力之争,所以一定会有某种人们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这是由中国这样的一个权力机制决定的。(去)年初的时候看到《明镜》的陈小平报道郭文贵的第一次爆料,我当时就意识到围绕着19大的一些热闹可能就是此人此事了。郭文贵爆料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大概是在5月份之后,牵扯到王岐山的爆料。这件事就更直接的参与到中共的政治权力斗争。我想是这样,尽管郭文贵爆料可能不一定影响到19大的人事安排和一些重要决定,因为这些事主要还是由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现在的政治态势所决定的,可能不是郭在海外爆料能够从根本上决定的。它牵扯到内部整个政治力量间的互动等这种结构性的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不应该过高地估计郭爆料对19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觉得郭文贵爆料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18大以来,中国政坛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所谓反腐。这也是习近平最重大的政治举措,是他政治资本获取的来源。郭文贵爆料对于反腐,我不能说是摧毁性的打击,但确实在人们的看法中造成很大影响。就是说,王岐山这样一个反腐主帅,以郭文贵的爆料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贪官!所以,我也曾经在接受《明镜》的一次采访中(但那次采访与此事无关,是为了介绍我将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失去方向的中国》)间接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各方面的人对郭文贵爆料都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就是说,郭文贵爆料到底是对?错?真?假?郭文贵爆料其实是针对公权力、是针对一个公共人物,应该由北京、由官方来对此做出澄清:王岐山到底是不是像郭文贵讲的那样,是一个大贪官。郭文贵爆料是否是虚假的,这需要公权力来澄清。这也是全世界现代的一个基本原则、基本做法。如果没有这样的公权力的澄清的话,那只能是各说各话。最糟糕的是北京对此事完全不做反应。我们假设郭文贵所说只有5%是对的、是真实的,那事实上对中共的反腐的打击也是摧毁性的。法广:对郭文贵爆料的虚实、真假的疑问,好像也正是造成海外华人舆论严重对立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这两派(挺郭派和反郭派)间的对立有时候真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恶言相向。您怎么看这种分裂?张伦:其实,只要中国法制不独立,中国的新闻自由不公开,没有一个确定的信度的话,这种情况是难免的。就像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对某个事件有不同的看法,这都很正常。解决类似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还是信息透明,需要有独立的司法和有信度的机构,来加以澄清,否则永远是各说各话。所以,根结还在于中国信息不透明,缺乏司法独立。而恰恰是这一点,给郭文贵爆料提供了一个空间。北京政府可能也是吃哑巴亏,但是只要是不正视这些问题,这种情况就只能如此。而且,现在有郭文贵,将来可能有一天还会跑出一个王文贵、李文贵。中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只能因此而受损。这里还有一个背景:为什么很多人会相信郭文贵的说法(至少是开始的时候,后来有人可能对可信度打了些折扣,这里无需置评)?这可能与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和认识,有相当的契合之处。比如,他能接触到的低级的、中级的各种各样的贪官,无所不用其极,吃喝嫖赌,包二奶等腐败。如今碰到郭文贵谈到一个高级官员,甚至是最高级官员之一,(这样的人)平常许多人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不可能有任何信息,但是他会通过日常生活的经验去折射、去想象这种可能性,这就增加了郭文贵爆料的可信度。这些问题本身都牵扯到中国的体制性问题。而这个体制问题不解决,即使是反腐取得一些成绩,从长远角度讲,也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同时呢,即使是在反腐过程当中取得成绩,反腐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郭文贵说是“以黑打黑”……这些都给郭文贵爆料提供了一些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说,郭文贵爆料还是有他的影响和意义。法广:围绕郭文贵爆料事件的分歧在海外民运圈里非常严重。围绕郭文贵现象的舆论分歧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外民运人士对中国未来民主路经的某种茫然呢?张伦:对。这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郭文贵也是只打贪官,不反皇帝,他对习近平到现在还是抱着一种尊崇的态度。他可能有他的考量和立场。每个人都有自己说话的权利。至少我个人就此暂不置评。但这确实给民运中持民主立场的一些朋友对他抱持怀疑、提出批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口实。但在另一方面,这可能也牵扯到诸如如何在中国重建政治文化、民主文化等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比如,有人认为郭文贵爆料内容不实,不能用虚假信息来揭露中共,认为这本身是不道德的,不对的……那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道理。这就像当年关于八九民运到底死了多少人,当时就有不同说法,就有过类似的争论。但是,这个问题还得说回来,这种分歧很自然,但关键问题是,这种分歧可能会体现在一些对推动中国民主、法制路径的不同看法。但是从根本上说,我觉得是无解的。这种无解只可能在中国新闻进一步开放、司法进一步独立的情况下,才能够给双方一个明确的答案,否则这种争论只能是自说自话。当然,有些争论也不是坏事,各方都听一听对方的看法,比如,爆料当中怎么样更基于一些确凿事实,让爆料更可信,这本身也是爆料者应该具有的一些原则。另一方面,对郭文贵爆料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只能暂时保持这样的立场,这种批评本身是有其合理性的。但说到最后,谁也没办法证实郭文贵爆料完全是虚假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法广:法国媒体几乎没有报道郭文贵事件。您怎么理解这种沉默?张伦:好像法国《世界报》提到过。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事实上也有它的局限,像《纽约时报》等的一些报道都非常谨慎。这种谨慎不是像许多人讲的那样是由于中共的压力。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我不太认为一些重要的西方主流媒体,有这个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前面所说,也就是没有办法,只能就郭文贵事件本身、也就是有郭文贵这样一个人在爆料这样的事情本身是真实的,是可以讲得。一些报道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但就郭文贵爆料(抖出)的事实本身,许多西方媒体都是非常谨慎的态度。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办法完全确认、符合西方媒体真实原则的报道,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库卡机器人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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