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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亚斯电气商标    发布时间:2020-03-29 13:40:34  【字号:      】

上海亚斯电气商标████棋牌是亚洲第一在线中国棋牌游戏,是真正的棋牌游戏,玩各式各样的亚洲游戏,例如麻将,斗地主,梭哈,诈金花,牛牛,德州扑克,港式五张等。████第四届国际核安全会议3月31日到4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召开,其中有关亚洲的核安全是本次会议的焦点。今天本台连线采访,台湾防务杂志主编郑继文先生,请他就此问题进行分析点评。法广:郑先生你好,就在国际核安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朝鲜再次发射导弹输出干扰电波,平壤如此大张旗鼓地开展核武活动,是想表达什么呢?这一举动对峰会会有什么影响?郑继文:朝鲜这个动作很明显的就向国际上表达朝鲜的立场,也就是国际上的强权,特别像美国和中国还有很多相关的国家,对核安全虽然有他们的看法,但对诸多问题想采取一致的行动,但朝鲜认为:这些针对朝鲜的计划,朝鲜是坚决反对,他发射导弹那其实就是表达反对的态势是非常明确的。因为他(朝鲜)所认为各国针对核安达成的任何措施,并不符合朝鲜的利益。朝鲜为什么发展核武,其实之前他已经说得很明白,也就是在美韩年度,以及针频繁的针对朝鲜的演训的状况,特别我们知道目前进行每年一度的美韩“关键决心”和“秃鹰”系列演习,美韩给朝鲜很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些年度性的军事压力让朝鲜对于自身的安全,感到非常地不放心。他们任务唯有落实和发展他们的核计划,实际拥有核武才能确保他自身的生存安全。我想这对于朝鲜半岛是一个很难解的死结,也就是说如果美韩不保证朝鲜的生存,那朝鲜必须要寻求这种作法来确保他的安全,核计划就是他目前认为最稳当,目前也颇有进度的对抗计划。法广:为了反制朝鲜,峰会前国际社会加大了经济制裁措施的力度,连北京都少有的同意了制裁,但是感觉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是什么原因让平壤有恃(shi)无恐的呢?郑继文:我认为国际制裁,特别是这次比较严厉的制裁,而且获得中国,从目前来看,可能配合度比较高的制裁,但我认为,这个制裁生效也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具体反映到朝鲜感受到的压力,我认为还要一段观察期。那么这个观察期(就需要)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我认为朝鲜在断绝外来的实际援助,以及他的资金运转困难的情况下,挺下去的难度和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因此,未来这种他(朝鲜)展现很强势对抗或支撑的态势,以现有的势头,我认为很难持久,因为比较按照之前大家所了解的朝鲜他自身在粮食、能源、还有很多民生运作所需要的来源,严重仰赖中国(大陆),在中国配合制裁的状况下,朝鲜有可能最后要低头,释出一些善意;否则的话,朝鲜民生机器的运作困难所衍生的问题,可能会对朝鲜共产党的统治形成比较大的挑战。法广:在朝鲜核问题上,北京对平壤到底还有哪些影响力?郑继文:北京对朝鲜的影响力是比外界想象的好像要略低。包括第四次朝鲜的核试,还有不管是发射卫星还是导弹,北京都不能发挥关键的、所谓的刹车或是阻止的作用。因此北京对朝鲜实施影响力,国际上颇有些松动。但我认为,即使北京对于朝鲜这些重点计划,没办法让他放弃或是延缓;但是不可否认的,北京对于朝鲜非常仰赖的,像:粮食、燃料,和其他相关的物资供应,其实都占有关键的重要地位。那北京之前为什么没有好好落实这些国际上的制裁?其实北京的盘算是不希望朝鲜因为动乱而成为一个频于崩溃、甚至崩解的国家,因为这样的结果对北京来讲,是一个灾难性的,特别是难民问题,可能让北京难以支撑。另外,朝鲜作为隔绝美韩这一块朝鲜半岛的缓冲国家,他对北京来讲,也有不可放弃的缓冲地带的一个角色,因此在有所顾忌的状况下,过去北京对于国际间施加对朝鲜的各种制裁,是采取比较弹性的作法,说白了就是不那么严格地执行制裁。但是,朝鲜作第四次核试以后,已经触及了北京的红线,北京也希望朝鲜半岛落实所谓的无核化,那朝鲜加速推进他的核计划其实不符合北京的利益,即使作为边境的缓冲国,但有核的朝鲜可能把缓冲国的战略价值两相抵消,利弊相抵的结果可能会变成负数,因此我认为北京这次配合国际上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就还是会让朝鲜必须要进行某个程度的妥协,否则他的国家运作,我认为他的困难和一些负面的影响会逐渐、逐渐显露出来,进而危及金正恩的实际统治能力。法广:这次峰会对朝鲜是否能起到制约作用呢?郑继文:这次核安会议谈的范围很广泛,包括全球性的很多核议题,朝鲜核问题是其中一块。由于之前,包括美国、韩国、日本还有中国,以及俄罗斯等等,对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其实各国之间共识都蛮高,之前也落实了联合国的制裁,这次核会议只是可能把各国的立场宣誓一遍。这当然与实质解决朝鲜核问题,我认为它的宣誓意义可能大于实际。毕竟之前出的制裁需要时间来展现它的效果,因此在核安全会议不会对朝鲜核问题释出近一步的手段。法广:同是核武,伊朗问题解决的就比较和缓,就那么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能不能借有所鉴解呢?郑继文:我认为伊朗和朝鲜是不同的两个国家,相关的客观条件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伊朗来讲,它的周边并没有面临像朝鲜频繁的、敌对的集团, 频繁地进行针对性的军演。朝鲜这部分感受的压力是十分明确的;另外,伊朗的国际环境也比朝鲜要好很多,朝鲜在国际上的被孤立性是远高于制裁解除前的伊朗。因此两国的整个条件,我认为是不能混为一谈,而且朝鲜核计划和美韩对它的压力是环环相扣一个难解的结。对于解决朝鲜核问题,我认同中国大陆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关键的看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一味地强制朝鲜单方面的作为,美韩这部分也要释出些善意、或者改采一些更有弹性的做法。我觉得这对解决朝鲜核问题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积极性的效果。法广:另外中东的圣战威胁为什么也是这次核峰会的关注点之一,伊斯兰国圣战恐怖组织会不会也会拥有核威胁呢?郑继文:我认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发展的非常快,而且它是以非传统方式向各国渗透,虽然各国对核设施和核武的管控能力相对还是蛮严格的,但不排除这里头有漏洞,让圣战士能够取得一些核武、核设施或核材料,让它具备某个核武能力。但是,我认为另一个更值得关切的问题就是:那些圣战士未来是否对各国的核电厂、核设施进行恐怖攻击,进而衍生可怕的核灾事故。那我认为这个部分发生的几率,可能比圣战士拥有核武的危险性来的更高。这部分我认为是值得未来关注的部分。尤其是之前布鲁塞尔的恐攻,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些圣战士曾打算攻击比利时境内的核电厂。那这说明这个威胁其实是迫在眉睫,不是虚化,而是确实发生在现实的状况。因此未来,包括核电厂等等、核设施的安全保护工作,我认为各国更应该在这个部分更为落实它的安全,以免衍生出一个核灾这样的灾难性事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结束了对华盛顿的访问,之后继续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系列峰会,此次被视为具有重要意义的访问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那些成果?访问对两国关系未来的影响如何?旅美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谈了他的分析 :王军涛:初步看这个访问还算是成功的,但并没有达到双方的预期,我说的成功,就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实际上,美国在中国崛起之后,美国是感到不安。按照传统的国际战略思维理论,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一个非民主制度的崛起,一定会在各个领域对维持现有国际秩序、自由民主秩序的美国会构成很大的挑战。美国的战略学者们对此事有准备的,但是也清楚美国社会还没有做好和中国冲突的准备,所以其实美国的精英都很不安。特别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在南海、东海及网络等等一系列问题上表现出强硬姿态,包括他的一些说话中显示“霸气”的说法,让美国各界觉得习近平可能会对美国现行举行一些挑战。这是美国非常关心的。希望在这次访问中直白无误地告诉习近平我不接受,如果中国不改弦更张,美国将会采取强硬的措施进行反击。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说,习近平这次访美是希望消除美国人对他的一些“误解”,不管他是真心地说是美国误解了还是他还想继续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因为他也知道,他现在根本不具备实力,在各个方面跟美国在各方面发生直接的碰撞。整个的访问是从西雅图开始,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直接到华盛顿的话,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他在西雅图把他要放出的信息都放出来,特别与科技精英和经济精英(接触),通过取悦于他们,让他们再跟华盛顿做一些工作,所以在西雅图实际上是他访问一个(份量)很重的地方。他在西雅图的几个会议上,都把他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所以到了华盛顿后,应该说在白宫方面的接待上,给他的压力就大大地减低了;另一方面美国民间的质疑当然还是不断。那为什么说(访问)初步达到了一个结果呢?比如说这一次像中美之间的会谈,美国最关心的有四个问题,中国最关系的有一个问题。对美国关系的问题上,分别是关于网络的问题、南海的问题、人权问题和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倒属于技术层面就可以解决。而中国最关心的问题是能否在两国大国的架构中来理解两国的冲突,中国提出一个新的思路。现在看,在三个具体问题上,比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就因为开始搞“一带一路”,在南海造到构筑军事设施,以及要建亚洲投资银行,这几个措施让美国感到中国在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中国的想法呢,是说就南海问题,中国实际上是来找钱,来搞基础设施措施投资 ,如港口和道路等,向美国拿订单,给美国大订单,那当然美国商界就高兴了,而且说,在这方面中美有双赢的预期。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南海问题在美国一方就强调了公海的畅通,要中国提出保证,另一方,中国说南海是自己的领土,美国也没有去挑战这一说法,只是说不容破坏秩序。应该说双方的说法彼此算是接近的。特别是如果是在经济上,如果用中国找钱、美国拿到订单的这个方式的话,那当然美国也会很高兴。当然美国也觉得最主要在南海上美国有绝对的发言权,这一点美国是很清楚,美国也不担心中国,只是说那种有点“心烦意乱”的捣乱,如果中国不去捣乱了,那他也就没有什么了,因为他也知道,中国几百亿美元去搞的那几个岛是不够美国人打的。第二是关于网络安全问题,中国之前说,要给美国一个惊喜,其实主要就是这个方面。中美两国决心联手打击。你看在双方发言的措辞中可以看出来,这次美国拿出证据,也使中国承认了在中国境内发生了对美国的攻击,但是说高层不知情,所以措辞中双方说绝不会在双方高层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相互攻击,做了这种承诺,同时中国也承诺要对自己境内的事情进行清理,但是美国还是强烈地要求惩办在过去攻击中的罪犯,在这一点上奥巴马明白无误地说,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将会进行报复,而且要追溯以前的行为,就说明 美国在要求惩办过去(攻击有关)的解放军问题上美国没有让步。同时就像(中美间)知识产权的讨论一样,其实共产党并不希望美国的音像产品在中国泛滥,因为这个对共产党的思想控制并不利,所以当时是让克林顿和江泽民来谈这个问题,进行控制,同时中国把这个议题和文化市场的整顿,借以打击共产党不喜欢的出版物联系在一起。这一次中国政府接受了美国的说法,说是两国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其实在中国打击网络犯罪在单一基础上要多得多,包括打击异议人士网站等等。这样他就希望让美国全部接受。实际上中国当年也是这样做的,所谓的文化市场整顿,包括整顿异议人士,而克林顿对此采取了一个比较容忍的态度,我觉得奥巴马这次也可能重犯这样的错误。即中美两国联手打击网络骇客攻击,中国实际上是要扩展到对异议人士打压,把美国绑在这个事情上。第三是关于人权的问题,美国也提出了一个清单,这个清单虽然在公开讨论中奥巴马只是扫了一遍,包括拆除教堂等,但是习近平的回答是:他不准备接受这个清单,但他想要美国人民理解,从他开始讲联邦党人文集和潘恩的《常识》美国国父的经典文献时,可以说我们是懂得民主的价值,而且我们认同这些价值,但是我们的路和你们不一样,我们可能要有一个漫长的路,所以在这个路上的一些事情,我们还不能完全接受美国现在比较成熟的民主做法。他用这个想做搪塞。在这个议题上我分析美国是希望把问题清楚地提出来就到此为止了,而中国则继续要做他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中美两国谈得好,我预期可能中国会释放一些政治犯,这是一贯的做法,如果谈得不好,中国会抓新的政治犯。据我所知,其实中国政府这次是带了一个长长的清单,但是美国政府没有提,没有在高层会谈中提出来。这样中国政府向希望给奥巴马一个面子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奥巴马政府实际上没有在真正关心这些问题,只是民间社会反应很强烈,他在这里做出一个反应,这一点我对这个政府是非常不满意的。对于美国关心的问题,总体来说中国政府没有全盘接受美国的说法,但是摆出一个要取悦于美国、愿意与美国务实讨论的姿态。另一方面,中方提出了一个比如说在江泽民的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没有在此讨论,并且提出了比如像气候问题。不过对我来说,习近平的最危险之处实际上不是在现在,因为中国现在如果挑战国际秩序的话,他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不够,另一方面他在国内还有很多的麻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现在只能继续,如果真的出现剑拔弩张的情况,习近平要回到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这个方略上来。但是总的评价是,美国这次还是算初步有些放心,年内至少不会有大的冲突,同时,中国这次也确确实实达到了让美国还能够接受习近平。另一方面,习近平这次访问遇到了一个历任中国领导人访美没有碰到的问题,就是大规模的反对他的声浪,而这种反对的声浪大到了白宫已经采取了一些破天荒的措施,比如几次封锁了美国建国以来从来没有封锁过的拉法耶特公园作为抗议的地方。昨天一天几次封锁,同时在白宫和美国的主要的抗议街道之间都建起大的白板,阻隔抗议者和举行活动者的视线,以便维护习近平的体面。还出现的一个情况是在昨天和前天,来自中国的访民数次去追车,而且昨天有一位女访民成功地扑到了习近平的车底下,导致习近平的车被迫开到路边上。这都是美国没有过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习近平这次来访创造了美国政治史上和外交史上的纪录。这些纪录是反对他的中国人创下的。在西雅图访问时,对波音公司开出巨大订单,是否反映习近平沿袭“订单外交”?王军涛:这是最可靠的,因为据我所知,其实不仅仅是在订单上直接去游说美国,波音公司在美国的一些院外活动很多,波音公司常年资助国会的一些院外活动。所以波音公司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的问题,而且在对中国游说上他比较重要,因为他与中国的关系比较稳定。其实这次还不是波音公司,而主要是一些互联网巨头,他们被召集到那里,据说这次Facebook的总裁在习近平和鲁玮面前表现出非常折服,而且据说习近平和鲁玮许诺脸书将可以落地中国,中国可以对他开放。本来据说还想让谷歌也来,但是谷歌没买他的帐,没有去,他本来可能就想告诉谷歌,他可以接受谷歌。所以这次中国还是带了想表示更多善意,但是美国人民没给他机会。包括我说的他有一个政治犯的释放名单,美国没有提出来,所以他就没有机会给。此次访问后对两国发展您有怎样的预期?王军涛:其实双方都很清楚这两个国家因为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一样,现在在国际社会各个方面肯定冲突时越来越多,而且也越来越厉害,而且随着两国相对实力的消张,实际上对美国很多方面是越来越不利的。我觉得双方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双方也都没有做好一个大规模冲突的准备,所以我基本判断,未来美国新总统后,中美两国冲突会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谁也不会做摊牌,谁也不愿走上摊牌这一步。

肯尼亚将电信诈骗遣送到中国引发波澜,事件不仅触动到海峡两岸的敏感神经, 也引发了对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状况的关注,就该事件两岸的法律界人士怎么看?我们分别电话采访了北京道衡律师事务所的梁小军律师和和台北许文彬律师所的林如君律师。 对待在第三地被抓的犯罪嫌疑人到底应该在哪里被审判?司法上有什么样的规定?梁小军律师: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如果犯罪地在外国,但是犯罪行为地在中国,中国是有管辖权的。对在其他国家,如果中国与之有引渡条约的话,可以根据相关的引渡条约进行引渡,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各类报道中频繁提到的司法管辖权问题具体是什么, 您能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吗?梁小军律师:司法管辖权就是一个国家对犯罪罪犯或者嫌疑人、被告有没有管辖的权利。那么像该案,是在肯尼亚组织实施的,但具有台湾籍,被遣送大陆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梁小军律师:因为这些人虽然是台湾人,并且是在肯尼亚实施的这些行为,但是他们的犯罪行为地由于电信诈骗的特殊性,即是通过打电话诈骗钱财,受骗的很多是在大陆,所以犯罪的结果地是在大陆,那么按照中国刑法的规定,中国司法机关有管辖的权利。中国此次将台湾嫌犯遣送大陆引发了不少争议,报道指中国之所以遣送到大陆是因为质疑台湾对诈骗案的惩罚力度不够,您对此怎么看?梁小军律师:事实上我对台湾如何处理电信诈骗并不了解,我只是也是通过中国官方报道说是台湾籍的电信诈骗被告人在台湾判刑一般都是5年以下,有的甚至是判无罪,很快出来,出来之后他们再实施诈骗。我作为一个长期在大陆生活的人,我身边有很多人、包括我父亲都是电信诈骗的受害人,我不知道这些电信诈骗的罪犯都是来自哪里,但是我觉得他们实施了在中国大陆的诈骗行为,中国大陆应该管辖,应该按照中国刑法对他们处以刑罚。由于这个事件,也引发了对近年来电信犯罪状况的关注。中国公安部称,中国近年来网络电信诈骗大幅增加,您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梁小军律师:就从我及周边的人来说,很多人都收到过这种电信诈骗的电话,很多人也是上当受骗,这个事情发生可以说中国的管理的内部是有漏洞的,很多人的个人信息被透露给这些诈骗犯,让他们很轻松地通过电话实施诈骗。所以只是处罚这些在境外实施电信诈骗的人还不够,还是应该从内部的管理找原因,有一些中国内部人的一些配合,或者说有信息出售的行为,应该受到处罚。诈骗活动的确是应该受到打击,但是从另一方面,为什么民众容易受骗,有些曝出数额非常巨大,您对此有什么分析?梁小军律师:因为他们的手法太多样化了,他们会抓住人的心理,通过对你各种心理的分析,找到漏洞,然后对你进行诈骗。另外就是信息泄露得太多,让这些人更容易实施诈骗。我觉得台湾不能有效地遏制电信诈骗的话,这些犯罪嫌疑人因为他们的结果地是在中国,中国应该承担起打击诈骗的责任。中国的警察虽然名声不好,虽然做了很多侵犯人权的事情,当时并不能否认他们的打击犯罪,这是他们存在的正当性、存在的依据,所以他们打击电信诈骗,从我个人来说我是支持的。第二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也没有必要太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因为跨国犯罪还是需要不同的主权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合作协商,应该有效地遏制这种犯罪。既要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更要保障这些被侵犯的被害人的权利。就台湾处理诈骗犯罪的情况以及台湾法律界对该案的看法,我们也采访到了台北许文彬律师所的林如君律师。在您处理的案件里,诈骗案占了相当的一部分,您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台湾在量刑方面的情况好吗?林如君律师:其实在台湾诈骗犯罪的定罪率并不算低,尤其是电信犯罪这一块,其实有罪认定的通常都比较高,只是这些人比较多的状况是他可能只是帮助诈欺,而并不一定全部都是诈欺案的主谋,会成立帮助犯的部分,这部分的确台湾法律会定罪比较宽松,就刑期来说,的确,因为台湾的诈欺犯罪是判5年以下徒刑,虽然我们常常一罪一罚论,而一罪一罚即使定了20年、30年,但是执行期来说,基本上台湾的量刑上不至于会定得太高,通常的状况是除非真的有持续犯罪,否则比较常见的确是缴课罚金的情形。这种情况是否会是重新犯罪增加呢?林如君律师:老实说这可能是属于刑法政策失误吧,就是说对于诈欺犯你到底是要以重刑来遏制,还是说对长期犯罪来说,你用重刑也不一定有比较高的成效,就比如在中国大陆,从事诈欺行为的民众也不见得是少数。所以说,如果是单纯以刑事政策来说,对诈欺定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老实说也不见得是一个过于轻的处罚。从该事件后,对为什么这麽多台湾诈骗犯引起关注,大陆的报道说,这类案件中,以台湾人为头目的团伙实施的诈骗案损失占全部损失的50%以上,有人甚至说台湾是“诈骗的王国”了,您对此怎么看?林如君律师:其实这个统计基本的范围数字应该是有问题。因为除了两岸部分,在犯罪、尤其是诈骗犯罪时,在语言方面没有隔阂的情况下,的确是中国的民众或者是台湾的民众在做诈欺行为时,他选择的对象就可能是对中国或者是中国对台湾,所以在中国的官方统计上,才可能统计出来中国受害的民众是被谁诈欺的,而这个对象就有可能是台湾人民,我想这个可能是因为地域与语言的关系,但是相对来说,你说台湾从事这个诈欺行为的人比较多这件事情、这个结论我们比较难以理解。现在包括马来西亚抓到的欺诈犯是否也会被遣送到大陆还在未定之中,您对这件事的处理怎么看?应该送到哪里?林如君律师:当然了,就我们法律人的立场来说,这些人既然是台湾人,就台湾立场,当然是希望送回台湾来做审判啦。这也正是法务部要做努力的目标。如果反过来来说,中国大陆的人民在马来西亚或者菲律宾、泰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最后也是会要带回中国做审判啊,这是相对的状况嘛。您经办国这种跨境犯罪被送回受到审判的案例吗?林如君律师:因为我只有台湾的律师资格,所以我们处理的部分比较多是在台湾的诈欺。但是就这个案子很明显,其实这是在第三国做犯罪行为,在第三国当然已经有了一个审理程序的结束,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审理程序的结束,就要看他拿哪一国的护照,既然审理结束,无论他原来的国籍国是否还需要做审理,理论上也应该先送回原本国籍所在国,到时候再来看中国因为有受害的状况或者如何,大家再来看用两岸互助的协议,再来看是不是要做配合审理的动作,可能不应该就直接地把这些人带回去中国做处理,我们认为是这样子。中国大陆最近几年电信诈骗大幅增加,台湾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林如君律师:其实台湾一直以来电信犯罪都算是一直有一定的程度,只是在台湾比较特别,台湾人做电信犯罪大多数都不在台湾。其实在之前比较常见接到的(欺诈)电话都是大陆人(打来的),打来台湾做配合(欺诈)的行为,但是整个集团的首脑可能不一定是大陆人,而可能是台湾人。之前,可能做配合的大多是大陆人,因为他们比较愿意去做这样的行为,或者是有某些需求,比如说提供给相应的薪资、相应的奖金等等,他就比较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反而在台湾的民众做这样的行为其实比较没有那么频繁、那么多。不过这几年来说,这些犯罪行为就真的像现在的状况一样、移到了其他东南亚国家,可能都不是在台湾或中国大陆,也有可能是因为前几年电信诈骗非常严重的时候,两岸三地对这部分都有充分的宣导(导致),比如在台湾的反诈骗电话、反诈骗的机制也越来越完善,所以说这几年来,犯罪行为的集团不断在外移,在台湾的状况都已经减少不少。朝鲜1月6日宣布成功举行氢弹试验引发国际舆论哗然,此次核试是否真如朝鲜所宣称的那样“货真价实”?为什么平壤选择在此时再次试爆?将会对地区稳定和中朝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朝鲜的再次挑衅?针对以上问题,我们电话专访加拿大汉河防务主编平可夫先生。RFI:朝鲜再次核试爆,各国政府在纷纷谴责的同时质疑这次试验是否是“货真价实”,您是怎么看?平可夫:国际基本上绝大多数、恐怕占99%的专家学者都认为,这应该不是一个氢弹的爆炸,我也是这么看的,一直都是这么看。从金正恩宣布有氢弹技术以来我就这么分析 。因为非常复杂的氢弹技术,像北朝鲜这样一个国力资源非常有限的国家,要成功地去研制它,比原子弹的研制精度会艰难很多,需要非常大的投入。而且最关键的是,氢弹在朝鲜半岛没有试射的地区。什么叫氢弹?氢弹的意思就是让原子武器发生的冲击波以及爆炸当量达到最大的极限,采用新的一系列的热核材料使一颗氢弹可以相当于两到三颗、甚至四颗、五颗以上的原子弹的爆炸当量。这个情况朝鲜不具备这样的技术实力和这样的试射实力。至于北朝鲜说“小型氢弹”就更没有什么技术意义了,因为我刚才说过,氢弹的意义就是要强化核爆炸的威力,目前国际上最小的氢弹试验是1967年中国测试的30万吨当量,苏联曾经测试过5千万吨当量的所谓“沙皇氢弹”,美国也在50年代测试过一千万吨当量的氢弹。什么是一千万吨当量和五千万吨当量?用广岛和长崎受到的原子弹氢弹相比,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大概当量约6万吨(当量),六万吨对五千万吨,这个比例就太悬殊了。换句话说,一颗五千万吨的氢弹如果真的在朝鲜半岛发生爆炸,那整个朝鲜半岛可能就趋于毁灭了。所以开发出小型氢弹的意义是不大的,因为低于十万吨当量的原子武器通常原子弹就够了。这是我对朝鲜发展所谓氢弹技术的一个基本推断。那么为什么北朝鲜要这么宣布?其实它的弦外之音是向国际表达一个很清晰信号,就是北朝鲜掌握了小型核弹头的开发技术。众所周知,原子弹是开发氢弹的门槛,氢弹所使用的起爆装置就是小型原子弹的爆炸,先爆炸一颗小型原子弹,然后再和这颗小型原子弹外层所包含的锂及其它各种化学元素产生新一轮的聚变,从而形成更大的热核裂变。 这就很麻烦了,所以现在北朝鲜的意思就是 向外界表明,自己成功地掌握了小型原子弹的开发。RFI:朝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宣布做这个试验?平可夫: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里面有内外诸多因素,首先北朝鲜所有的问题,在这样一个独裁体制的国家,对内的因素要远远大于对外。北朝鲜的科学家非常清楚,这样的谎言国际上是不会相信的,可是朝鲜的百姓并不懂什么是原子弹什么是氢弹,这就是增加金正恩的凝聚力,因为他毕竟上台刚刚第四年,同时试射是在他的生日前两天完成的,作为斯大林思想体系的国家,朝鲜需要献礼工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北朝鲜今年五月份要召开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一次是1980年。1980年确定的是金正日体制的诞生,在那年的六大上,金正日被选举为劳动党中央书记兼政治局常委。那么这一次的七大应该是奠定金正恩的有效领导地位。我个人的判断,应该是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都会改选,会换成他自己的更年轻的人。第三点关于政治上来说,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每一次美国的大选年,金正恩、金正日一定要闹事,这是我长期观察的结果。2012年美国上次大选时,北朝鲜发射了“光明星三号”卫星,引发了国际上剧烈谴责,而且因为发射行动形成了当年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议题。今年朝鲜的伎俩是同样的,又要让朝鲜问题形成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议题。它的政治目的很清楚,就是尽快地让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等有核国家承认北朝鲜的核地位。这是政治上的因素。在军事上的因素方面,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这种小型的核试验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而且弹道导弹试验还会继续下去,它必须这样做,你从观察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苏联美国频繁进行地下核试验就可以看出,目前对于北朝鲜发展核武器、尤其进入实战状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他一直在测试弹头的小型化。什么是弹头的小型化?必须把弹头安装到弹道导弹上,弹头至少要小于900公斤,怎么小型化?从数吨的大型弹头逐渐要变成能运用到弹道导弹上的低于900公斤的弹头,每一次消减重量,一定意味着要试爆,起爆装置的可靠性、它的整个爆炸体系有没有发生爆炸临界?必须通过具体的试验来测试,这是电脑的模拟试爆无法完成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我个人认为他还要进行不断地核试验。这确确实实是技术上需要。同时只要中国不承认它是有核国家,它还要通过这个办法向中国示威,主要是向中国示威,迫使中国率先承认它是一个有核国家。RFI:那是不是可以解释它在这第四次核试,不同于此前三次,平壤没有事前通知北京,而且北京对其核试验的表态也比以往更加强硬、“坚决反对”朝鲜的这个行为?平可夫:当然要强硬,我认为这是两个国家核心利益之间的外交斗争,谁也不会妥协让步,发展核武器是他(金正恩)爷爷、父亲既定的路线和方针,是北朝鲜的国家利益。而朝鲜半岛无核化不仅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同时也是周边国家的核心利益,不会让步。但是我在这里可能要评价一下中国和美国对北朝鲜发展核武器政策是否现实这个问题,当然我并不主张北朝鲜发展核武器,可是就像一个女人,她已经怀孕了,周围的男人还说“没有”,“不承认”,好,七个月了,八个月了,她肚子大了、非常明显了,周围的男人还是说,“没有,她没有怀孕”,“我们不承认”,到最后这女人一生气说,“我干脆就生给你看”,结果生下来了。而周围的男人还在说,“没有这个男人”…北朝鲜发展核武,它确实已经有了,你还不承认它的核武地位,我看是不是认为,现在大国对北朝鲜的政策是失败的,应该想一点别的办法,这个办法我也想不出来,它确实是令人头疼的国家,因为它不受信用,即使和它和谈、承认它的核地位、要求它停止下一步的核试验,它也不会就范。但是我想,大国之间的对朝政策恐怕要改换一下思维方法了,具体怎么改?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研究。RFI:美国提出要对朝鲜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并且批评北京对朝鲜的怀柔政策,说“不能一切在照旧”了,您对此怎么看?平可夫:北京对北朝鲜的政策基本上可以说是愚蠢的,其实这个也不意外,北京在被朝鲜推行的国家核心利益并没有办到,不仅没有办到,而且远远地偏离了其对朝的外交轨道。半岛无核化、六方会谈,越去越远,不仅没有无核化,现在更加有核,而且越试验只能证明北朝鲜尽管核武器达不到氢弹的水平,可是它的小型的原子弹技术很可能日趋成熟,实战的能力越加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与其他国家保持相当的距离,而且对北朝鲜推行一定的接触与怀柔的政策,这对于它的国家利益来讲,有什么好处?我们看不出来 。而且北朝鲜并不买它的帐。我估计北朝鲜接下来就是要公开论战了,北朝鲜会公开地批判中国,过去它是内部批判中国。从这次朝鲜中央电台的官方声明谈到了“美国以及敌对势力”,而且只字就没有提到韩国、日本,因为这不是它的主要 的核威慑的对象,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是不是已经被北朝鲜当作了敌对势力?这个恐怕是下阶段需要观察的外交重点。总而言之,中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绝对不是成功的。上海亚斯电气商标台湾大选虽然已经尘埃落定,但三度政党轮替的余波却远没有消散。围绕两岸关系的可能危机、年轻世代的台湾认同等问题,本台记者在台北实地采访了台湾南华大 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助理教授胡声平先生。胡先生自美国波士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近十年来专注于两岸关系、中国大陆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东亚区域研究 等领域。他在密切观察此次大选后,对国民党今后的走向表示深切的忧虑,甚至大胆预言,北京要做好国民党逐渐消亡的长期准备。“国退民进”的三大主因RFI:刚刚结束的台湾总统大选,最终以蔡英文获胜告终。您作为长期观察两岸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学者,在最近一次演讲当中罗列了导致这种局面的十几项原因,但是在其中如果要归纳出三个最重要因素,您怎么选择?胡声平:我想第一点应该是马英九在经济上的施政表现无法满足台湾人的期待;第二点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长期耕耘,最终收获成果;第三点是整个台湾选民、特别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年轻选民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尤其是对于中国大陆态度上的转变。首先,马英九在2008年的竞选中提出了“六三三”的政纲:即经济成长达到6%,而失业率和物价上涨分别控制在3%,显然他没有做到。在这种背景下,选民对他在经济上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做出“失望性投票”。此外还应该特别提到一些政策的失当,包括“油电双涨”、恢复证券交易所得税得罪了中产阶级,“十二年国教”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马,使得许多家长不满意等等,所以民众用选票来惩罚了国民党。其次,在马英九2008年大胜的背景下,蔡英文被选为民进党主席。在过去八年时间里,她有效地改善了民进党过去的“暴力政党”形象,同时把一个山头林立的政党整合到各派系都能服从她的领导的地步,而且和台湾新世代的观念进行了有效的结合。再次,我刚才提到的1980和1990年代出生的台湾年轻人,他们接受到的教育和此前世代不同。此前世代还有“大中国”的意识,可是在李登辉执政期间从1994年起改变了台湾的中小学教科书、推行“去中国化”的教育。很多台湾新世代的选民开始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其间经历两次重要推进,一次是1996年台海危机,使得台湾的“中国人认同”大幅下降;另一次则是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唤醒了新世代的台湾人认同,并且体现在这次大选当中。在选举前后,有台湾学者根据民调进行分析认为,从2014年“九合一”选举就能看出,在新生代群体当中,大约有七成支持民进党,只有三成支持国民党,在过去十年间新生代群体大约增加320万人,如果以近七成投票率计算则是210万人,其中又有七成约140万人支持民进党,这在政党光谱上就造成了明显的板块移动,也是促使蔡英文能够获胜的原因。RFI: 至于此次选举的失败者 国民党,您也提出了它重新执政的前景问题。以您对国民党新生代的了解,它有没有可能在八年或者十二年后东山再起?胡声平:我对这个问题也持比较悲观的立场。从一个比较的角度来看,我们先来看它的对手民进党,蔡英文今年59岁,从她这一辈往下三个梯队的执政人才都已经具备而且就位。现在台湾六个直辖市当中有四个都是民进党执政,其中高雄市长陈菊我们暂且不谈,毕竟她的年纪也大了,另外三个分别是台中市长林佳龙、桃园市长郑文灿和台南市长赖清德。在这个接班梯队中,林佳龙和郑文灿都是1960年代中期生人,八年之后都年届六十。如果说郑文灿目前没有争夺总统大位野心的话,林佳龙早在1990年代末期就宣称最终目标是竞选总统,而且目前看来他是民进党内财力最雄厚的人选,在台中市长这个职位上又有很大的挥洒空间。在林佳龙往下,民进党1970年出生的接班梯队也有政治新星,分别是基隆市长林右昌和新竹市长林智坚。可见民进党三个梯队的人才都已经就位,更不要说这次选举获胜后,立法院里又进入三十多个新生代立委。无论在行政领域还是立法领域,都有非常多政治人才可供挑选。反观国民党,在大败之后立法院中只有35席,其中20多席不分区立委中多半是旧面孔,所以在立法院里很难说有接班梯队可堪大用。1960年代出生的朱立伦 所谓的“五年级生” 在这次大选中已经彻底报销了。国民党在1960、1970和1980年代出生的成员中,都没有明显的接班梯队,唯一能看到的一个清新形象,是蒋家第四代、37岁的蒋万安,但是凭他一人之力也不可能扭转全局。政治人物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国民党未来的发展和命运非常让人悲观。所以我大胆地预测,无论是台湾内部还是北京方面,可能都要做好国民党逐渐消亡、或者沦为中小型政党的心理准备。 两岸关系的危机预判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助理教授胡声平 HU SHENGPING RFI: 在选战过程中,民进党的蔡英文一直对“九二共识”采取模糊化策略,这使得她上任之后的两岸政策走向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您认为北京方面可能会对台湾新政府采取什么对策?胡声平:两岸关系是包括美国在内各方面都关注的议题,所以我们看到选后美国人非常忧心,所以它分别派出现任和前任副国务卿到北京和台北进行沟通,我们称之为“预防性外交”。至于北京,它会分几个阶段来观察蔡英文会做什么。但事实上北京的底线在大选前一年就已经摊牌了,就是习近平在2015年3月在政协的谈话中说到: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他 要求蔡英文能够回到九二共识上来。所谓“九二共识”,目前(对北京)来说大概包括两个内涵,一是两岸同属一中,二是任何人不管以前说什么,只要承认一个中国,都可以是交流对象。大陆方面已经向蔡英文明确表达了底线和立场,同时在去年的马习会上也再度向台湾民众重申,不过我认为它主要的喊话对象仍然是蔡英文。从蔡英文当选到5.20就任之前,大陆接下来可能会做的,是观察蔡英文会不会回到九二共识的立场上,而且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核心意涵要到位,即回到“两岸同属一中”这样的立场上。如果没办法回到这个立场上,民进党方面至少要能够提出一个让北京能够接受的论述。显然,现在北京还处在“听其言”的阶段。RFI: 如果北京得不到希望获得的结果呢?胡声平:如果到5.20之后,蔡英文不能回到“两岸同属一中”的立场,或者提出一个北京能够接受的论述的话,一般我们认为,接下来第一步北京首先会中断两岸现有的所有协商和交流管道,包括大陆国台办和台湾陆委会负责人之间的交流、以及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定期协商。这一点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国台办新闻局局长马晓光在2015年12月已经公开讲过这种前景。第二步我们要猜的就是,大陆会不会着手进行台湾所担心的行动,即全面性地挖走台湾所有的邦交国。目前台湾还有22个邦交国,而据我们所知,大概会有13-18个被大陆挖走,而且也不会有所谓“外交战”,因为这些国家都已经排着队准备好和北京建交了。第三步我们要观察的,是会不会有经济制裁:最低的措施是限制或中断大陆观光客到台湾观光,或者是中断陆生求学;接下来更严重的是中断履行ECFA架构下两岸签署的23项协议,甚至中断台湾对大陆的双边贸易,这是最严重的情况。当然,我们也可以猜测其他措施,比如封锁台湾的国际空间,除挖走邦交国以外,还包括让台湾无法加入周边区域组织、或任何自由贸易协定。至于军事行动,鉴于损人一百自伤五十。我们认为短期之内暂时不太可能。这些行动是否会被采纳,端视蔡英文对“九二共识”问题的回答是否能够满足北京的要求。当然,最终如果不能满足,北京要对台湾采取何种手段,完全取决于北京的一念之间。 北京统战难以逆转台湾年轻世代认同RFI: 除去各种深层原因之外,选前突发的周子瑜事件,在您看来对选情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胡声平:周子瑜事件可以说是年轻世代台湾人认同发酵的体现。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非常不凑巧,因为道歉的时间正好发生在大选投票前夜的晚上十点之后,所以事件通过网络快速地在年轻族群当中发酵。根据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当天晚上在周子瑜道歉的影片在youtube上出现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有350万人去facebook上去按“赞”,(截至当时)估计约有135万台湾年轻选民受到影响。他们最终如何投票,目前不得而知。但要问有没有影响到整个总统大选的结局?答案是没有。因为从事后蔡英文的得票数来看,并没有超过选前各家媒体的预估,朱立伦和宋楚瑜的得票也都和预估值接近。那么此次事件的影响主要在哪里?这次台湾同时选举总统和立委,主要的关键点是影响了都会区国民党立委的选情。周子瑜事件使得年轻人直觉性的反应是“中国人欺负台湾人”,所以本来不准备投票的人改变主意去投票。粗略估计国民党在都会区的立委竞选中因此丢掉五个席次。RFI: 16岁的周子瑜手拿中华民国的国旗被骂成“台独”,那么对台湾今天比她年岁稍长的20-30岁的年轻世代来说,“中华民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台湾人认同”是围绕中华民国建构还是别有出路?胡声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通常我们提到“认同”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是文化层次,也就是你是否是中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第二个是政治层次,就是说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中华民国定义下的中国人;第三个是认同层次,即你自认为属于哪一种体制下的人。周子瑜事件的复杂性在于,它同时牵涉到三个层次的问题。由于1994年修改课纲“去中国化”的结果,台湾今天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年轻人在文化和国族认同上,已经不太像传统定义下的中国人,和他们的父辈或祖辈也已经不一样了。这种台湾认同,是类似一个国族或者民族建立的过程。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当周子瑜拿着中华民国国旗挥舞的时候,她不是民进党所定义的那种“台独”,而是年轻人本来就认为,台湾和中华民国是天然连接在一起的符号,这和老一代人心目中的中华民国不太一样,后者心目中的中华民国领土还是及于整个中国大陆的 就像《中华民国宪法》或者《两岸关系条例》中所表述的那样。但是在年轻人看来,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而且当说到那面国旗时,他们更多地看做是“台湾国旗”,而不是“中华民国国旗”。所以当周子瑜挥舞那面国旗而被称之为“台独”时,这是年轻人所不能接受的。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台独,只是对国家的认同。所以当她被迫通过视频道歉的时候,年轻人更加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因为拿这面旗而被惩罚?尽管这件事同时涉及到三个层次,非常复杂,但台湾年轻人在作出反应时是一种直觉反应,也就是认为政治上的那个“中国人” 换句话说北京 在打压、欺负政治/文化/国族认同上的“台湾人”,所以情绪上的反弹就相当之大。RFI: 在您眼中,台湾年轻人的国族认同是否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不会再回到中国大陆所期待的方向?胡声平: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比较悲观。人的认同,或者用术语来说,叫“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同时会受到他的父母、学校教育、同侪和媒体的影响。台湾的学校教育体系教导年轻人什么样的国族认同?1994年以来“去中国化”的教育已经在台湾生根,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已经不可能逆转年轻人的看法。从媒体来看,目前“台湾人认同”也是主流。年轻人群体中同侪的影响 尤其使用智能手机在社交网络上彼此交换意见的方向也与前两者相同。这些因素表现在周子瑜事件中,就汇聚成为台湾年轻人在投票选择上的反应。对北京而言,虽然它提出了对台工作的“三中一青”(即重点放在中小企业、中低收入阶层、中南部民众和台湾青年),但是在青年问题上,不管用多少交流措施或者所谓“文化统战”,可能都难以逆转台湾八零后和九零后年轻人形成的“台湾认同”。RFI: 如果在民心走向的驱使下岛内政治版图发生根本性质变的话,您认为对北京的台海政策会提出什么样的挑战?胡声平:北京对台湾的政策,一向是所谓“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它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虽然软硬兼施,但台湾显然是软的不吃、硬的也不吃。如果要继续争取台湾人民的向心力,必须要让台湾认同中国大陆的发展和作为,可能这就回到国民党当年曾经提出的“国统纲领”的说法,即两岸政治统一的条件之一是大陆要民主化,而且要达到相当地步才行。可是台湾年轻世代的认同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就是类似新加坡85%都是华人,但他们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新加坡人,台湾年轻人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未来。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自己是中华文化下的一个分支,甚至明确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于中国大陆,但是认为自己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可以分出英国和美国,或者移民分成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样。所以对北京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

上海亚斯电气商标中国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涉嫌严重受贿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被宣布开除党籍,这是中国近期反腐打贪的又一大动作,法国巴黎蓬图兹瓦大学副教授张伦认为,习近平发起的大规模反腐运动两年来在争取民心和政治控制方面取得一些效果,但运动式反腐的负面后果也日益显现,反腐效应递减,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如何以体制方式惩治和防止腐败仍远未破题。 请听本台对张伦先生的采访:张伦:这个消息不出人们的预料之外,你从这两年郭伯雄受审查的传闻一直不断,在国内官方的一些报道中也能看出一些痕迹,网上也不断有各种各样的传闻,甚至国外也有类似的报道,去年他的儿子郭正钢,一个少将级的高级军官被带走审查之后,这个事情已经基本明朗了,郭伯雄被审查、被开除等等已经是早晚的事情,所以这个消息出来,至少不让人们、至少不会让我感到什么奇怪了。 RFI:郭伯雄整个的落马经历,好像确实是走的官员最后被曝光的即成套路,他的妻子被指担任中间人买官卖官,反应出军中的腐败的状况非常严重。 张伦:不仅仅是军中,整个中国官僚体系从上到下贪腐都是极其严重的,这完全是一个结构性的,是中国二十多年发展模式、特别是六四之后,中共的一个政策导向相连的,是有非常深的原因的一个现象。因此不仅仅是军方,地方也一样,军方这个问题显得更加严重,不外乎有以下两个原因:一个是军方这样一个单独的指挥系统,其组织的特殊性,信息经常是比较封闭的,中国这个国家本来信息就比较封闭,中国军队的信息就更加封闭,我们完全不了解其中的任何事情,军方这样一个背景,如果一旦贪腐问题就会更严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军队的定义、作用就是保家卫国,需要有比较强的整合性、战斗力。一个军队如果一旦进入一个贪腐的状况,这个问题就会非常严重。所以从这两个方面看,郭伯雄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军队目前的状况实在是很令人担忧。 RFI:这次是在中国八一建军节前夕公布对郭的处理,而就在去年几乎同时,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也被宣布开除军籍,一年拿下两个军委副主席,中共方面不担心由此对军队形象和稳定产生影响吗? 张伦:您说的完全对,包括宣布的日期都是有其政治考量的。就像我刚才提到,中国军队状况实在是堪忧,现在中共习近平上来之后,也不能不再痛下杀手来整顿这样一个军队了,否则这样一个军队就要彻底烂掉了。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对军队进行反腐就肯定是逻辑中的必然了,同时,恰恰是宣布的日期也向外界显示,要对军队进行整治,所以你看到,从这个消息报出后,中共官方、军队媒体不断地在发社论、一篇一篇的评论员文章,整个的指向都在讲军队要保持纯洁性、战斗力、上下命令通畅等等。 这其中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考虑,那就是习近平 对军队控制的问题,他对军队要完成整个彻底地一方面要通过反腐,完成对军队的清洗,另一方面要借此重建他对军队的控制。因为上一届他的前任胡锦涛作为军委主席事实上是没有完成对军队的控制的,他这样的两个副主席都是江泽民给他留下的,实际上是在夹持着胡锦涛,胡并没有完成对军队的控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从苏俄转型过来的带有集权特征的体制,军队在这样的政治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军队不能够很好地控制的话,那在政治上是有他的短板的,会有极大的问题,所以中国反腐一方面清理队伍,强化军队战斗力,另一方面实行对军队的控制,我想这是习近平对现在军队反腐问题上痛下杀手两个最重要的考虑,这与在政治领域,在军队外的其他领域正在做的,其政治上的逻辑是一样的。 RFI: 有一些评论提到该消息与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有一定的关系, 你怎么看?张伦: 这是对的,今年北戴河会议现在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但是可以肯定北戴河会议关于人事上会有一些讨论,所以在这一点上,此时做一个相对的了结,一方面会震慑一下体制上层对习的权威心怀不满的一些人,另外这两天又开除了几个副部级、副省级的干部,这些我想都是相连的。另一方面,可能对人事、对下一步的事情做一些重要的安排。我曾经多次说过,习近平在这些问题上的把握肯定是有一个十九大的政治考量在里面的,军队怎么样尽快地清理过去的一些旧账,同时布好下一步的格局,这可能都在他们的考虑当中。尤其现在经济状况不佳,中国面临非常多不确定的危机性的因素,上层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把握的话,那中国或许会出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所以这个可能都是在他们的考量之中的。 RFI:您前面也提到郭伯雄和胡江涛、江泽民的关系,那么郭伯雄之后,是否会抓出更大的老虎,这也是舆论讨论的一个热点之一,您对此怎么看? 张伦:事实上通过郭伯雄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得和清楚了,徐才厚、郭伯雄这都是江时代提拔起来的人,而习近平到此对上个时代的清理基本上快到了一个收尾的阶段,最后关心的问题就是会不会动江泽民的问题了。我个人看,或许不会了。因为事实上会做到清理,但是名义上或许会保持住江,除非有一个要对整个的状况有一些更大的整体上的“翻牌式”的安排,否则的话,所谓维系一个中共的“连续性”的政治考量决定可能习近平至少在表面上去动江(江泽民)。 至于胡(锦涛)那边, 本来这十年的执政他也没有形成自己的实质的政治班底,“团派”实际上也是一个历史特殊时期形成的产物,基本上随着现在令计划及其他一些团系人的清理,受到了极重的打击,基本上也溃不成军了,胡个人本身也不会有太多的事情,令计划的事情已经让胡受到很大的伤害,而且胡本身也不会太多制肘习的工作,他自己能够全身而退实际上已经是最大的帮了习近平。所以应该这种清理不会清道胡和江两个人身上,这当然是我的一个的看法了。 对于中国的反腐,张伦先生最后表示, 张伦:反腐一方面有其客观使然,体制反腐 跟民众的利益冲突太大,所以习上台要通过反腐整顿吏治,收拾民心,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当然习反腐另有政治考量,也就是将反腐做为政治控制的工 具。结合起来看,他反腐的目的是收拾民心和政治控制这两点交汇在一起。因此习在这两年的反腐中也赢得了一些民心,得到了一些效果。但这种“运动型反腐”的后果现在也越来越清楚:比如现在中国官僚系统基本处于“怠工”的状态,许多官员不干活了,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都跟这个有关系。另一方面,反腐的效应一定是递减的。这次抓个“大老虎”大家很兴奋,但比较一下当时周永康被宣布开除时人们欢呼的状态,现在人们已经没太多反应了。 而且这种“运动型反腐”的方式也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以运动的方式反腐,那么运动结束那天,就是新腐败开始之时,甚至运动没结束,可能腐败还在 继续。那么,怎么样以体制的方式整治腐败,预防腐败,这仍然是中国没有破题的大问题。 只是说说而已,官方像王岐山也在说这个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新的制度性的措施出来,比如现在提到所谓“官员可以能上能下”,但是怎么样能上能下?谁来决定?这个都不清楚,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腐败从根本上是不能解决的。到现在为止,反腐可能是 到了一个阶段,反腐运动会不会继续下去?更多的大老虎比如说动一个两个现常委这可能是一个指标,您刚才问我会不会动过去的这两位核心,我的看法是可能性不大,但是再动过去的常委、甚至动一两个现在的常委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 我觉得是有的。这是与反腐的逻辑有关,这种危全体制下的反腐机器、政治绞杀机一旦启动,是不会轻易停下来的,停下来之后就会伤到启动这个机器的人自身的。 所以今后可能还会有些事情需要观察。但是反腐毕竟到了一个阶段,中国能不能就此更上台阶、真正解决腐败,这需要新的思路,比如说公民社会的角色、媒体、法制的健全,而恰恰在这些方面最近的一些指向又是让人担忧的,比如对律师的抓捕、对新闻媒体的控制,这些问题从长远角度看,其实是绝对不利于解决腐败问题,恰恰是可能帮腐败分子的忙的。这些是需要我们今天要继续观察思考的。 .1990年9月3日午夜0点整,五十万柏林人涌上街头,聚集在国会大厦前,观看新德国的升旗仪式,聆听德国国歌,见证了德国东西分离几十年之后复合的这一历史性时刻。短暂仪式之后,欢乐的民众前往柏林的标志勃兰登堡门庆祝两德统一。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后的今天,德国虽然完成了领土和政治层面的统一,但是在其他层面还是处于相互融合的进程中,东西地区的分歧依然明显,今天本台连线旅居德国的资深媒体人长平先生,请他谈谈相关话题。法广:长平先生你好, 东西两德统一已经过去25年了,你旅居德国数年,从一个资深媒体人的眼光来看,德国社会在哪些方面融合的比较好?长平:从我这方面,我认为德国社会在转型正义方面做得比较好。我访问过一些机构和个人,它(德国社会)在历史责任与检讨方面,政府成立了一些相关机构,民间也有一些组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调查或者是反思,或是现实的一些工作。当年东德的大批政府官员受到了起诉,当然主要依据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审判和量刑。另外,一些开枪的士兵也经过了法律程序的审判,还有当年的秘密档案得以公开,受害人也得到了一些赔偿。因为在国际社会,转型正义一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可能一些人会觉得去追究当时的这些在任官员或警察的责任会导致社会分裂。从德国的情况看来,我觉得从长远的时间来看,起到了更好的弥合社会裂痕的作用。 法广:德国东西地区的分歧中比较直观,经常被报道的是经济层面上的不平等,除去这一点,你认为目前在德国内部在政治、社会层面上的那些问题成因是什么?长平:成因主要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可以说原东德人民是极权专制的受害者。要抹平这个历史伤口本身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针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终身受害,一直都无法抹平。在这个基础上,德国社会做了些努力,就像刚才说的,重要的不是统一,而是公平正义 ; 同等的劳动权利、同等的就业机会, 不因为自己的历史、身份、或是出生的地区,而受歧视;总体来说,德国,据我观察在各个方面都有这样的努力。但是,怎么说呢?德国社会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社会,在我看来应该是更开放、更多元,可能会有助于社会融合。法广:德国民众对前东德还是很怀旧的,那个时代的氛围,不管是文化还是生活,生活产品,如:电影、音乐,食品、衣物,20年来在柏林一直很时髦。而却东部萦绕着认为前东德的生活更美好的氛围,三分之一的居民在统一后从没去过西部地区,那么这种怀旧的现象和中国近年的一些社会现象是不是有什么相似之处?长平:是的,怀旧的现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就个人的成长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年轻时代,年轻时代留下的记忆,不管是顺从专制、反抗强权还是过得懵懵懂懂,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被称作美好记忆的东西; 在中国就像知青一代的生活,如果给出一点历史距离,他们会觉得他们是被利用的一代,受害的一代,但是他们一再地说“青春无悔”,一再地去从中发掘这些值得怀念的东西;从个人的成长,人只有这么短短的一生,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整个社会怀旧到底意味着什么?东德,老实说当年东德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橱窗,它(东德)的物质生活,在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中是比较好的,也很早就废除了死刑。虽然有秘密警察,很不伦理、很不人性的监控,但是相比较而言,它没有中国现在监控和抓捕这么普遍和严重,更重要的是 它没有经历文革那样彻底地破坏一切的那个时代,更没有经历过六四,如果当时在莱比锡、或者在德累斯顿,如果坦克开上街了,发生了屠杀事件,我相信现在的怀旧,现在对东德的评价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怀旧的是旧的专制政权的受害者 ,就像那部电影《再见面列宁》里的那位母亲一样,她的生命中的大部分已经和专制政权融合在一起,受它们(专制政权)的宣传为它们(专制政权)工作,所以很大程度上,和那个时代合二为一了。现在许多“怀旧”的(前东德)人实际上是旧专制政权的受害者,他们可能终生无法走出这种历史阴影,那段历史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受当时极权 政府的教育,为极权政府工作。因为人是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跳起来的,所以很大程度上,这是历史移植在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是无法走出来的。有些时候你 会看到他们对现实不满,甚至对过去的不公不义的政权的怀念。可以说,从精神层面,他们的生命是被残害了,他们很难再迎接新的生命。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我看到一个新的德国对年轻一代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一代大部分人已经不会区分“东德”“西德”了。当然过去的历史烙印在他们身上肯定还有,因为他们毕竟是那一代人的子女,但是他们身上这样的困惑,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所谓的“怀旧”情绪,已经比上一代大大减弱。这也是我回答第一个问题 时为什么说社会转型正义,从稍微长远一点时间来看,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新调查显示,在年轻人身上,这个东西(怀旧情绪)已经在远去,即使他(德国年轻人)可能对东德当时的时代历史有兴趣,可是和我们可以看到的在上一代人身上的纠结已经很不一样了。过去对纳粹的反省也有一个代际间隔问题,那是所谓“沉默的一代”。那一代人过去之后,可能历史会得到更多的反思,而且会有距离感的更理性思考,新一代(人)会有自己的价值定位。中国跟德国的情况不同,中国是一代一代人,接二连三地受害。前一代人没有走出来,他们可能在中共政策的变化中试图去反省自己,但首先他们自己的历史 曲线无法达成这个反省,其次中共当局其实也不允许反省。本来像德国这样,新一代人可能有机会得到更多的反省或走出历史阴影。但在中国,可能变成新一代人又 有新的伤痕。因为历史变成了谎言,遮盖了很多东西。 法广:德国在统一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中国有哪些是可借鉴的?长平:中国当下的情况是很令人绝望的。就像前几天,天安门母亲发起人蒋培坤去世,引发了对六四事件的思考,很多人就像天安门母亲(一样)看不到出路,很多人很绝望,年轻一代也是这样。上次我在挪威砍培根大学演讲之后,很多年轻人 中国来的大学生问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很多人问的问题就是,中国习近平政权各方面都在加紧,社会开放、政治开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些什么?从德国统一的历史来看,我们能得到的启示,我想首先应该是专制政权的历史是很难预测的,当年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柏林墙的倒塌。现在回顾历史,不管是当时在位的政治家、政客、历史学家还是普通民众,几乎大部分人其实抱得和现在中国给我们的印象,也是比较绝望的,或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才有的(希望),没有人预测到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倒塌。我想现在中国的社会也是这样,看起来毫无希望,但是专制政权在其严密控制之下实际上是千疮百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会告诉这一代人,实际上去算计什么时候有希望,这本身就是这个政权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好像是明天历史要改变,今天就要去努力,我觉得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是人们应该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去做,才会有希望出现。当时很多跨越柏林墙的人是为了自己拥有美好的生活,或是认为封闭是很荒谬的、很不正义的,而不是说明天它要倒了,今天去冲击它。如果大家都看到了就不做了,可能那堵墙到今天都还存在。

第四届国际核安全会议3月31日到4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召开,其中有关亚洲的核安全是本次会议的焦点。今天本台连线采访,台湾防务杂志主编郑继文先生,请他就此问题进行分析点评。法广:郑先生你好,就在国际核安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朝鲜再次发射导弹输出干扰电波,平壤如此大张旗鼓地开展核武活动,是想表达什么呢?这一举动对峰会会有什么影响?郑继文:朝鲜这个动作很明显的就向国际上表达朝鲜的立场,也就是国际上的强权,特别像美国和中国还有很多相关的国家,对核安全虽然有他们的看法,但对诸多问题想采取一致的行动,但朝鲜认为:这些针对朝鲜的计划,朝鲜是坚决反对,他发射导弹那其实就是表达反对的态势是非常明确的。因为他(朝鲜)所认为各国针对核安达成的任何措施,并不符合朝鲜的利益。朝鲜为什么发展核武,其实之前他已经说得很明白,也就是在美韩年度,以及针频繁的针对朝鲜的演训的状况,特别我们知道目前进行每年一度的美韩“关键决心”和“秃鹰”系列演习,美韩给朝鲜很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些年度性的军事压力让朝鲜对于自身的安全,感到非常地不放心。他们任务唯有落实和发展他们的核计划,实际拥有核武才能确保他自身的生存安全。我想这对于朝鲜半岛是一个很难解的死结,也就是说如果美韩不保证朝鲜的生存,那朝鲜必须要寻求这种作法来确保他的安全,核计划就是他目前认为最稳当,目前也颇有进度的对抗计划。法广:为了反制朝鲜,峰会前国际社会加大了经济制裁措施的力度,连北京都少有的同意了制裁,但是感觉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是什么原因让平壤有恃(shi)无恐的呢?郑继文:我认为国际制裁,特别是这次比较严厉的制裁,而且获得中国,从目前来看,可能配合度比较高的制裁,但我认为,这个制裁生效也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具体反映到朝鲜感受到的压力,我认为还要一段观察期。那么这个观察期(就需要)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我认为朝鲜在断绝外来的实际援助,以及他的资金运转困难的情况下,挺下去的难度和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因此,未来这种他(朝鲜)展现很强势对抗或支撑的态势,以现有的势头,我认为很难持久,因为比较按照之前大家所了解的朝鲜他自身在粮食、能源、还有很多民生运作所需要的来源,严重仰赖中国(大陆),在中国配合制裁的状况下,朝鲜有可能最后要低头,释出一些善意;否则的话,朝鲜民生机器的运作困难所衍生的问题,可能会对朝鲜共产党的统治形成比较大的挑战。法广:在朝鲜核问题上,北京对平壤到底还有哪些影响力?郑继文:北京对朝鲜的影响力是比外界想象的好像要略低。包括第四次朝鲜的核试,还有不管是发射卫星还是导弹,北京都不能发挥关键的、所谓的刹车或是阻止的作用。因此北京对朝鲜实施影响力,国际上颇有些松动。但我认为,即使北京对于朝鲜这些重点计划,没办法让他放弃或是延缓;但是不可否认的,北京对于朝鲜非常仰赖的,像:粮食、燃料,和其他相关的物资供应,其实都占有关键的重要地位。那北京之前为什么没有好好落实这些国际上的制裁?其实北京的盘算是不希望朝鲜因为动乱而成为一个频于崩溃、甚至崩解的国家,因为这样的结果对北京来讲,是一个灾难性的,特别是难民问题,可能让北京难以支撑。另外,朝鲜作为隔绝美韩这一块朝鲜半岛的缓冲国家,他对北京来讲,也有不可放弃的缓冲地带的一个角色,因此在有所顾忌的状况下,过去北京对于国际间施加对朝鲜的各种制裁,是采取比较弹性的作法,说白了就是不那么严格地执行制裁。但是,朝鲜作第四次核试以后,已经触及了北京的红线,北京也希望朝鲜半岛落实所谓的无核化,那朝鲜加速推进他的核计划其实不符合北京的利益,即使作为边境的缓冲国,但有核的朝鲜可能把缓冲国的战略价值两相抵消,利弊相抵的结果可能会变成负数,因此我认为北京这次配合国际上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就还是会让朝鲜必须要进行某个程度的妥协,否则他的国家运作,我认为他的困难和一些负面的影响会逐渐、逐渐显露出来,进而危及金正恩的实际统治能力。法广:这次峰会对朝鲜是否能起到制约作用呢?郑继文:这次核安会议谈的范围很广泛,包括全球性的很多核议题,朝鲜核问题是其中一块。由于之前,包括美国、韩国、日本还有中国,以及俄罗斯等等,对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其实各国之间共识都蛮高,之前也落实了联合国的制裁,这次核会议只是可能把各国的立场宣誓一遍。这当然与实质解决朝鲜核问题,我认为它的宣誓意义可能大于实际。毕竟之前出的制裁需要时间来展现它的效果,因此在核安全会议不会对朝鲜核问题释出近一步的手段。法广:同是核武,伊朗问题解决的就比较和缓,就那么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能不能借有所鉴解呢?郑继文:我认为伊朗和朝鲜是不同的两个国家,相关的客观条件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伊朗来讲,它的周边并没有面临像朝鲜频繁的、敌对的集团, 频繁地进行针对性的军演。朝鲜这部分感受的压力是十分明确的;另外,伊朗的国际环境也比朝鲜要好很多,朝鲜在国际上的被孤立性是远高于制裁解除前的伊朗。因此两国的整个条件,我认为是不能混为一谈,而且朝鲜核计划和美韩对它的压力是环环相扣一个难解的结。对于解决朝鲜核问题,我认同中国大陆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关键的看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一味地强制朝鲜单方面的作为,美韩这部分也要释出些善意、或者改采一些更有弹性的做法。我觉得这对解决朝鲜核问题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积极性的效果。法广:另外中东的圣战威胁为什么也是这次核峰会的关注点之一,伊斯兰国圣战恐怖组织会不会也会拥有核威胁呢?郑继文:我认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发展的非常快,而且它是以非传统方式向各国渗透,虽然各国对核设施和核武的管控能力相对还是蛮严格的,但不排除这里头有漏洞,让圣战士能够取得一些核武、核设施或核材料,让它具备某个核武能力。但是,我认为另一个更值得关切的问题就是:那些圣战士未来是否对各国的核电厂、核设施进行恐怖攻击,进而衍生可怕的核灾事故。那我认为这个部分发生的几率,可能比圣战士拥有核武的危险性来的更高。这部分我认为是值得未来关注的部分。尤其是之前布鲁塞尔的恐攻,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些圣战士曾打算攻击比利时境内的核电厂。那这说明这个威胁其实是迫在眉睫,不是虚化,而是确实发生在现实的状况。因此未来,包括核电厂等等、核设施的安全保护工作,我认为各国更应该在这个部分更为落实它的安全,以免衍生出一个核灾这样的灾难性事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访问美国,其行程安排已在近期敲定,包括首站对西雅图的访问,之后在华盛顿与奥巴马的会晤,及在联大的首次演说作为压轴。这是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对美国的首次访问,也可能是奥巴马任期内接待的最后一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于此次访问,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陈一新教授认为,此次习奥会,将对美国未来一年多的对华政策定调,鉴于中国驻华大使崔天凯近期的“放话”,他预期双方或许会在诸如联手打击IS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网络黑客以及南海争端等议题上实现一些小的突破。陈一新:很多人说“习奥会”或者“奥习会”会为未来美国外交政策作出一个定调,其实我认为,它最多能够替奥巴马未来一年多任期定调,不太可能为未来十年或者很长时期定调,因为美国总统(在外交上)都有其不同的想法,所以定调只能定未来一年多,即奥巴马任期内可以大体定个调。美中双方目前都在为此次访问做准备,包括奥巴马的安全事务国务助理赖斯在八月底的访华、北京近期也对双方存在争议的问题降低了批评美国的声调。但是在访问前夕,美中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和摩擦,包括黑客攻击、人民币汇率问题、南海问题等,这些问题是否会在访问中被提及,双方又会怎样处理这些摩擦?陈一新:美国现在的国安顾问莱斯在今年二月初就提出邀请,照理说双方有超过半年的时间可以磨合,但是双方在这段时间吵得很凶,第一就是南海问题,从四、五月开始,到六月份,期间虽然有降温的措施,但双方一直在吵,最近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 卡特还继续提出中国南海问题,说中国没有遵守国际的一个规范,表示对中国大陆人工造岛不满,中国大陆当然也回应说,我们人工造岛到了一定时间就会停下来,但是显然美国认为中国说停显然是假的,而且(中国)不断地在上面增加军事设施、建雷达站等等,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好像不容易达成协议。但是可以做到的大概就是避免飞机擦撞和避免船舰擦撞,这个双方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是不是成文,还是只是一个不成文的默契,现在还有待未来看情况。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不管双方怎么降温、怎么自制,南海问题还是会吵吵停停,停停又吵,有了点和解的迹象又会吵,因为这是双方的一个重大利益矛盾、战略矛盾所在。 中国在这里有他的战略利益要保护,美国也有其盟友的利益要保护,所以美国不可能在南海问题弃守立场,中国大陆也不可能放弃人工造岛,因为一旦放弃人工造岛,未来他的很多措施就推动不下去了。比如说,有关ADIJ就是防空识别区,东海中国已经有点推不太下去,南海他如果现在造岛就比较有能力(实施下去)。所以让他停的话是不可能的。永远停是更不可能的了。 美国在这方面就显然有点弱势,虽然美国还是第一大国,军事上特别强,经济上虽然现在有点被中国大陆渐渐追上,但是基本上是个大的强国,但是他在外交上好像使不上力,东协国家声音不一致。另外在经济上中国大陆比较更有筹码,“一带一路”、亚投行都是他的筹码。美国反而缺少这方面的筹码。军事上本来是美国最拿的出来的,但是好像美国也不能用,在军事上有再大的武力敢用吗?不敢用。就像中国9.3阅兵,也展现了很大的威力,他也是一样。军事武力很难用,但是中国大陆毕竟占了地缘之便,就取得了很多的优势,所以在人工造岛问题上,美国在不知不觉中、半年一年内中国大陆已经盖得差不多了。您刚才提到经济方面,包括习近平这次访问,在目前透出的日程看,很多公开活动放在了微软和亚马逊所在的西雅图,颇吸引眼球,您对此怎么分析? 陈一新:经济上(中美两国)本来是没有军事上所说的“安全困境”,因为经济上大家都可以因此获利。美中经济关系确实密切,但是双方在人民币议题上有很大问题、在股灾方面,甚至美国怀疑是否有“阴谋论”。人民币下跌是否是有意提到出口,抢美国出口的领域,股灾是不是人为的?、政府操控的?这都引起美国疑虑,因为也会影响到美国经济,东亚甚至世界股市都受到影响。所以美国在经济上也保持高度怀疑态度。特别是天津大爆炸案,显示出习近平虽然是反贪,但反贪好像(没有到位),因为可以在天津港口摆上如此多的化学危险物品,显示一定有强硬的后台才敢这样做,显示习近平反贪有没有着力到位的地方。所以美国也要就此问他这个问题。 另外,就市场准入问题,美国也要求中共开放外商、包括美商的市场准入,让美国的商人到大陆市场去投资,要求有优惠的条件,这一点,中国当然在国企还在进行改革之际不太可能对外国厂商、尤其是美国厂商放一个大门来。另外中国总是觉得美国与中国贸易逆差主要是由于美国不愿意卖高科技产品给中国,包括空气清洁器、页岩油气的开采技术、3D印刷的技术、人脑绘图的技术等等都不愿意卖,所以中国觉得,你不卖高科技产品,当然赚不到中国大陆的钱,所以说双方的矛盾还是不少。 至于黑客骇密的问题,美国认为大陆是违法国际规则,但中国大陆本来是有点站着没道理的一边,但斯诺登事件后,他有点能反唇相讥,你说我骇密,我还批评你全球监控,谁知道有没有骇密,所以双方打口水仗,打了半天也没有谁胜谁负的问题。 不过南海问题即使只有两项机舰擦撞的共识,是不是能变成协议还不晓得,但是 至少他们都清楚中美两国不可能为了小国的主权议题而打仗。在以往的双方领导人互访之前,人权组织都有在访问之前或期间提出要求中国是否在押异议人士的名单,习近平此次访问双方在人权议题上会有怎样的接触和进展?陈一新:在人权方面中国大陆最近几年也找到一些美国的痛处,就认为美国也好像有黑白的问题,有种族歧视的问题,有警察对黑人和有色人种行使暴力的问题,他也有美国的人权报告。美国当然有其全球人权报告, 批评中国大陆不遗余力,但是中国大陆也有自己对美国违反人权的记录,所以比较自信,也愿意都来谈这个问题,不过我想,美国的压力虽然不可能短期见效,因为人权永远在重要的实际的议题上处于后排的位置,不会那么重视,就像卡特,虽然一向以人权外交起家,但后来还是把它摆在很不重要的位置,对奥巴马也一样,人权是非提不可的,但是中间总是不了了之,大家各说各话,各自批评一番。 还有一个可能达成进展的议题是气候变迁,这个在2009年未能达成协议的领域,今年可能会有一些突破。双方至少可以提出一个宣言,并且鼓励其他国家也参与减碳的计划。 至于崔天凯说会不会给美国一个惊喜-surprise,一个礼物,不是一个坏事,是个好事,有人猜到底会是什么礼物呢?是人民币升值吗?有人特别说,因为要升值所以之前先要重贬,将来可以作为一个礼物;第二礼物猜测是不是会在南海问题有一个比较重大的突破,但是我相信这个突破不可能达到南海协议行为准则的地步,最多就是在机舰的擦撞上面大家有默契变成一个具体的共识,甚至是一个协议,那这也是一个进步;第三个可能性是南北韩,我感觉这次访问即使谈到,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协议,因为美国和中国大陆从2013年就提到朝核问题,但是显然都没有具体的办法能够解决,而且现在金正恩也视中国大陆为仇人,连他的阅兵都不参加。另外还有一个议题是中美两国会不会在达成攻打IS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方面达成一致,这个方面如果达成协议将是中美关系重大的一个突破,因为过去中国反恐都是喊在嘴边上,或者只反自己国内的恐,不对外参与反恐的作战。那现在中国大陆因为要推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可能对面对IS的挑战,而且IS还有盖达组织,尤其盖达组织特别点名中共的西藏作为未来的一个目标,所以中国大陆可能这次要不能够忽视,而需要正视IS的存在的问题。您怎么看习近平所采取的对美政策?陈一新:我想习近平是很有自信的,但他基本上还是对美国还是觉得他是世界老大,所以他还是对美国有一些想挑战,也需要美国承认他过去的一些进展,包括人工造岛,因为这已经变成一个新常态了,但中国大陆也确实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显示出一个强势。而且好像过去好多人不敢做的事情,习近平敢做,以前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不太敢挑战美国,现在习近平上来比较敢于向美国表达自己的立场,虽然不是说颠覆美国、挑战美国,但至少是清清楚楚告诉美国中国的立场在哪里,红线在哪里,希望美国不要逾越,但是美国也有他的利益,包括台湾问题,虽然大陆声称台湾问题是他的核心利益,但美国也认为台湾是一个重要的伙伴,甚至是美国在亚太战略平衡政策的重要零件或称元素,所以双方利益还是会有重叠,一定会有矛盾和冲突,但双方还是基于一个最大的共识就是,双方绝对不能开战,这是非常重要的。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苦心策划近两年的香港政改方案,在周四的一场戏剧性投票中被否决,香港泛民议员空前一致投下28票反对票、33名建制派议员在投票前集体莫名离席导致仅8票支持的难看投票结果,在这一被视为香港民主派与中南海的博弈中,北京为什么会失算?政改方案被否是否如一些评论所指是错失普选特首的时机、使香港民主进程受阻? 此次投票除了使香港泛民支持率飙升之外,对未来香港与北京的关系及香港的民主发展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次专题节目,我们就连线旅美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程晓农先生谈谈他的分析。RFI:这次香港政改方案没有在立法院通过,这一结果之前分析已经有预期,但出现28反对比8票支持这样一个相差悬殊的投票结果是非常戏剧化的一个结果,您怎么看此次投票中香港泛民议员的空前一致和建制派的临阵离席? 程晓农:我觉得泛民派他们的立场是很明确的,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香港半数居民并不想要这个假的所谓的普选,但是现在出现被否决这样一个结果,却是一个很戏剧化的事情,我相信这不是现在香港流行的三种说法的结果。现在香港有三种说法,一种是“等人说”,一种叫“嫁祸论”,第三种叫“北京阴谋说”。这三种说法都站不住脚。我的看法是另外一种。 所谓的“等人说”,是现在退场的建制派议员说的,说他们是为了等一个缺席的议员,就离开会场了,这个说法根本就是胡扯,非常荒谬,所以也不值得采信。第二种说法是“嫁祸说”,就是说北京希望把否决方案的责任强加给泛民主派议员,这个说法也不是很靠谱,因为香港民众都明白,之所以会出现遭否决结果出现,是因为建制派议员退场,如果建制派议员不退场留在会场里,那否决票就占不了多数了,因为香港立法局议员一共70人,亲北京的42个,泛民主派28个,如果通过北京这个法案需要三分之二多数,也就是47票,但是亲北京的议员绝对是多余泛民主派的。所以如果他们不离开会场,根本就不会出现被否决。所以说这个阴谋应该是有人让他们这样做的,那么下一个问题也就来了,就所谓香港第三种说法叫“北京阴谋论”,就认为是中联办临时下令建制派议员退场,为了让这个表决不够法定人数而流产。那么现在通过香港媒体报道我们已经知道,南华早报也已经指出了,退场的建制派议员说了,他们确实是接到命令让他们撤出来,那就是说中联办是下令的,那么“北京阴谋论”的漏洞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中联办要真的想让投票流产,它只要让在场人数少于35人就行了,因为立法局相关的规则制定是这样的,即在场人士少于立法局共70人的半数就不能投票表决法案。如果中联办想让 投票流产,应该让在场的非民主派人数少于7个人就行了,中联办完全可以这样做到,但是它故意没有这样做。实际上中联办要的就是投票不流产,方案不通过。为什么这样? 我的解释就是,实际上是早在反民主派投出否决票之前,主导这次选举的中联办就知道北京的方案是必然会落空的,就是它没办法通过,达不到三分之二多数支持,中联办没有办法在民主派里挖出5票来,凑够它所需要的47票。在这种情况下就面临一个选择,究竟是显示投票完成,但北京的方案达不到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还是让亲北京议员退场,让否决票占多数,这两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通不过和被否决情况不一样,那么对中央政府来讲,对中联办而言,宁可它会选择后一种,即被否决,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真的建制派议员都在场,都投了票,最后仍然通不过,这等于是在打中央政府的脸,它说明中央政府尽全力去操控立法局的投票,仍然达不到目的,这也是中央政府丢脸面。那么现在中联办下令让一部分建制派议员走,但是又不让他们走够足够的人数,就是还留下几个在那里投票,保证立法局会议投票所需半数议员都在场,换来的是最后方案被民主派否决,这样的话北京的脸面就好看一些,同时让退场的议员背上一个不负责任的名声,替中央被这黑锅,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投票结果方案被否决其实是中联办事前策划好的。 RFI:此次投票被视为是香港民主派与中南海的博弈。法国媒体《费加罗报《对此也评论说,这是“雨傘”終於戰勝北京。持续两个月的占中雨伞运动未能让北京让步,北京政府为什么会在此次投票中失算? 程晓农:我不认为北京是失算的,据香港民调来看,支持北京和支持泛民主派的香港选民是一半对一半,就是说香港社会里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北京,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泛民主派;另一方面,在立法局内部民主派的比例虽然总共只有28票,但足以让北京的方案通不过,所以这样一个结果中联办在投票之前是一清二楚的。对北京而言,并不是意外的失败,而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RFI:但北京还是希望方案获得通过的吧,近两年以来,北京和港府不是都在力促这个方案的通过吗? 程晓农:我觉得对北京而言这个结果也不算失败,从本质上讲,民主化并不是北京想做的事情,而是由于香港选民的压力,北京不得不应付,所以它拿出来的其实不是一个民主化普选。我们要了解一点中国大陆的选举制度就知道那其实就和选一个海淀区人大代表一样,是同一种模式,老百姓可以去投票选人大代表,但代表候选人是钦定的,你不能挑选,现在他给香港的模式不就是把大陆选人大代表的模式带到香港去了吗?在大陆没有那个老百姓认为人大代表选出来是真正的民意代表,从来没人用过这个词,同样的,把这个方法搬到香港选一个所谓的特首,也没有任何民意基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中国政府而言,无非是一个它试图扭曲香港民主化要求的法案并没有通过,但我说它没有受到多大损失的原因是:不通过它没有失去什么,因为现在一切又回到了香港当年争取普选的原点,就是什么都没了,又回到了当年想要争取民主化的起点了,那么同时,香港的特首选举依然用过去的老模式,就是由中共钦定的选举团,从董建华到梁振英的这些特首的选举,我把它看作是中国人代会选总理的模式,就是代表是钦定的,候选人也是钦定的,就是假模假式地选一个已经事先指定好的总理,这是过去选董建华及梁振英的模式。现在北京提供给政改的方案,不过是把那个方式换成是选区人大代表的模式,都是所谓的“假民主”,说得逗趣一点大话,有点像耍猴的“朝三暮四”这个成语故事的意思。 香港从来就没有机会选择真民主制度,他们不过是在两个假民主模式里挑一个,实际上是一个猴戏,香港的半数选民拒绝这样一个猴戏,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RFI:是否有北京对香港泛民主派的秋后算账?中国官方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回应,并将政改方案被否的责任归咎于反对派。您觉得今后北京与香港的关系是否会出现动荡和紧张? 程晓农:我觉得不会,实际上我前面谈过出现现在这个结果就是中联办自己安排的,既然如此,他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这是一;第二,现在不过是恢复到了回归的1997年以后6、7年左右,即本世纪前十年的状态,就是香港人民回归了一点时间,觉得是否能改变一下现状,香港真正实现民主制度,到这时,北京又开始设置新的障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非是香港的民主派通过一轮努力,最后逼出了北京的真实态度,北京的真实态度也知道,得不到香港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但对北京来讲,通不通过替代方案无非就是把四个栗子换成三个栗子的区别,反正一天7个栗子是不变的,我还是举朝三暮四这个例子,它其实对北京没有什么损失,不过是把香港人当猴耍了一下。 现在泛民主派是拒绝被当猴子耍,那么从长期趋势来讲,其实北京还是劳神自在的,因为随着大陆迁往香港的人越来越多,在香港当地的居民中,倾向北京的大陆居民,在加上在香港本来就亲北京的本土居民,总人数政治立场上现在是一半对一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北京的人的比例会逐渐上升,所以时间是占在北京一边的,但是对于泛民主派来讲,他们需要重新寻找新的诉求了,因为普选这个口号不能再玩第二回了。上海亚斯电气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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