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邮箱
联系我们
网站地图
邮箱
旧版回顾


爱相机破解版

文章来源:爱相机破解版    发布时间:2020-04-02 03:32:15  【字号:      】

爱相机破解版████棋牌是亚洲第一在线中国棋牌游戏,是真正的棋牌游戏,玩各式各样的亚洲游戏,例如麻将,斗地主,梭哈,诈金花,牛牛,德州扑克,港式五张等。████在勒庞看来,乌合之众并不仅仅指街头聚集起的人群,他把群体分成两大类,五小类。其实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群体已变成了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的社会群落。他的分析也开始针对不同社会团体的集体心理。这样的分析实际上已从群体心理学转向社会心理学。问:群体似乎可以有不同的种类,但它们的表现是不是遵循同样的原则呢?答:这就牵扯到勒庞所论及的种族问题了。从大的方面来说,不同种族的人所形成的群体,会有各自的特点。勒庞就认为作为拉丁族的法国人,和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族的英国人,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就不同。但是,他对群体心理的分析,却是不分种族的。不管什么种族的人,只要进入了群体行为的模式,所作所为就是大同小异。勒庞把群体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异质性的群体,也就是说群体的组成者是由不同素质的人构成。比如我们前面所讲过的办公室的白领和清洁工进入同一个群体,这种群体就是异质性的。这类群体又被勒庞分为两类,A无名称的群体(如街头群众),B有名称的群体(如陪审团、议会等等)。第二大类是同质性的群体,也就是由相同背景的人组成的团体,比如政治派别,宗教派别,身份团体,或者是军队、劳工,或者是中产阶级、产业阶级等等。但是勒庞声明,他对乌合之众的分析,只分析异质类的群体,因为越是异质类的群体,越能体现出乌合之众的特点。在这种异质的群体中,勒庞的分析是先从集体犯罪开始。他说:“通常集体犯罪的动机,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参与这种犯罪的个人,事后会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一种责任”。他举出的例子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之后,杀害监狱长的史实。当巴士底狱被攻破之后,一群兴奋的人,就把监狱长围住,有人就开始提各种建议,要吊死他,斩首,还是让马把他拖死。监狱长在挣扎的过程中,踢到了一个人。于是大家就说,让这个被他踢的人来执行死刑,割断监狱长的脖子。这个人是个刚干完活儿,来巴士底狱看热闹的一位厨师,但是大家一致通过,由他来执行死刑,并不断的有人喊“共和国万岁”。于是这个群体的意见就形成了一种暗示,暗示他杀人是一个爱国行为,于是他就动手了。我们还知道人群还把这个监狱长的头割下来,挑在长矛上游行,所到之处一片欢呼。勒庞分析说:“杀人者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既然他得到了无数同胞的赞赏,他这样想是很自然的。这种事从法律上可以视为问:这么说在群体心理中,罪与无罪的界限改变了。答:是的。勒庞接着又举大革命中九月惨案的例子。这是发生在1792年9月2日到9月7日,遍及法国许多城市的大屠杀。当时狂热分子马拉号召人们把监狱中关着的囚犯全部处死,以免外国军队入侵法国时,这些人会作内应。结果大开杀戒,有2000多人被杀,参与杀人的民众都是平时的良民,小手工业者、匠人、店员、邮差等等,勒庞说:“他们就像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厨子一样,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主义的任务,他们挤进一间办公室,既当法官,又当执行人。但是他们丝毫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马拉号召滥杀,其中最蛊惑人心的一个口号就是“共和国在危机中”。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引发群体暴行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口号。在1966年8月的北京,也发生过性质几乎一样的大屠杀,那就是大兴县“831大屠杀”,也是在不到五天的时间里,所谓贫下中农、红卫兵,在几个村子内大开杀戒,共杀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这个群体暴行和勒庞分析的法国九月屠杀几乎一样,是这些贫下中农、青年群体,响应毛泽东“818检阅”红卫兵时,发出的“要武”的号召,而集体实行的大屠杀。在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北京太文明了,随后暴力就愈演愈烈,几天之后大兴县大辛庄就率先开始杀人。当时的口号也是“彻底消灭阶级敌人”,后来在清算这些杀人者时,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罪,都说自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阶级斗争。勒庞在总结这些类似的群体疯狂时说:“他们深信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着手搭起一座审判台,他们立刻表现出群体的率直和幼稚的正义感,群体幼稚的良知,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满足,现在可以合法地进行屠杀了,残忍的本能也可以尽情地释放了”。问:但是像陪审团这种群体似乎和无名团体性质不同吧?答:你问得对。我感觉对陪审团的分析是勒庞分析群体心理的薄弱环节,至少他忽视了美国陪审团制度的运作方式。因为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设计,恰恰就是要避免群体心理常见的那种冲动、无意识、无理性、人云亦云的状态。美国的陪审团设计是要让陪审团闭门讨论,听取法官提示和律师辩护,分析证人的话和证据,也就是要尽可能排除情绪性的干扰,让理性来主导判断。更重要的是,陪审团是被隔离的,在审理期间不能接受任何外部的信息,这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避免群体心理中常会有的集体的偏向。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民主制度时,特别指出,陪审团是最不受人操控的团体。勒庞在书中也引用托克维尔的话,但他对托克维尔的这个结论似乎没有注意。再有,勒庞所处时代的陪审制度和现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法国是欧洲最早使用陪审团审判的国家,而且当今世界上最成熟有效的陪审团制度是美国的陪审制度,但它是从英国移植过去的。可是,英国的陪审制度却是诺曼人征服英国时,从法国带过去的。勒庞认为陪审制度的缺陷,是律师可以用各种手段 来影响陪审员的个人情感。而根据他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情感在群体中是互相传染的,所以判决就可能不公正。但是现在法国的陪审制度,恰恰规定,审判人员、陪审团成员,不得做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动作和情感表达,这些动作包括听取审判的过程中,不得做点头、叹息等等暗示性的动作,否则审判无效。我不知道如今的这个规定,是不是受到勒庞对陪审团群体心理研究的影响。问:看来勒庞对一切群体行为都不信任。答:没错。他有极端的精英意识。他认识到大众社会已经来临,社会主导力量已变成大众,但他也只不过是感觉无可奈何花落去,不认为这会带来什么好处,比如他对选举和议会辩论的分析,完全从群体心理出发,说:“议会中也可以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作用”。他狠狠批评议会,其实他的怒火是来自对大革命恐怖时期雅各宾党人的行为的愤恨。他说,“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用教条和逻辑来对待人,头脑里充满各种含混不清的普遍观念,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把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结果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了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所以勒庞对群体心理的研究,是要提醒人们,警惕暴政以多数人的面目出现,这和托克维尔对多数人的暴政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好,关于勒庞对乌合之众心理分析的介绍,总共五节,今天就结束了,希望听友和读者们能有收获。贡斯当分析了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区别,引发当代政治思想史界对自由概念的进一步讨论。柏林提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观念,深化了贡斯当的自由观,但也引起一些争论。消极自由的保障是什么?如果我们断定只有共和代议制政体能保障消极自由,那么为获得这样一种民主政治形式,不是必然需要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就是积极自由的投入吗?问:贡斯当认为古代人的自由主要表现为政治自由,但没有政治自由又如何保障现代人的个人自由呢?答:问得好。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先看贡斯当怎么说,再看柏林怎样深化这个问题。贡斯当指出:“在古代的组织中,人们越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贡献于行使政治权利,他们便越感到自由。与此相反,就我们可以享有的那类自由而言,政治权利的行使,为我们私人利益留下的时间越多,自由对我们就越珍贵”。因此贡斯当提出,国家政治生活需要代议制度,他用简洁的话说:“代议制就是,大众希望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没有时间去亲自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委托一定数量的人做他们的代表”。他还打个比喻说“穷人照料自己的事儿,富人雇佣管家”。听友们在这里要注意,贡斯当论述现代自由的两层意思,第一,现代人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不容许外在权力管制。第二,政治权力要交给由公民选择授权并加以严格监督的政治代表行使。这就在两方面保护了私人自由,一是在个人自由的领域内,要坚决排斥外在权力的干涉,一是在个人政治权利的领域内,由自己的代表进行政治活动,使公民个人有更多的时间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事情去做。应该说,贡斯当是相当清醒的,他指出:“古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人们仅仅考虑维护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他们可能会轻视个人权利与享受的价值。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问:看起来贡斯当已经注意到,两种自由有区别又有联系。答:是这样。所以柏林,这是一位极重要的英国政治思想家,在二次大战之后,开始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他注意到:“法国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个范围被僭越,个人将会发现自己如身陷囹圄般无法发挥自己的天赋能力。而不能施展自己的天赋能力,则根本无法去追求那些善好与神圣的目的”。他要仔细规定一个范围,一个领域,在这个限度之内,个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而不受外部力量的干涉和禁制。他称这种自由为消极自由 negatifliberty。同时他还指出,与这种消极被动的自由相比,还有一种自由,那就是渴望积极行动,做自己行为的主人。再进一步,这个积极主动的自我的自由,不但要做自己的主,还要做他人与外界的主。柏林把这种自由称作积极自由 positifliberty。这种自由是一种参与的主动行为,所以他一定会表现在对政治权利的争取之上。我们可以把这两种自由看作不要做什么的自由,和要去做什么的自由,把它看作个体被动与主动的状态。在英文中就是freefrom…...和 freeto......的区别。我们很容易看出来,柏林对自由的这个区分,是受贡斯当对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区分的启发。柏林说:“自由与隐私权最雄辩的维护者贡斯当,忘不了法国雅各宾党人的独裁,他宣称,至少宗教、观点、言论自由和财产自由,必须受到保障,不容横加侵犯”。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消极自由是对权力的限制,是对一切专制暴政的防范,它宣布了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在一个社会中生活的个体,只要法律不加禁止之事,他都可以选择去做。他的私人空间不容任何权力的侵犯。问:那么积极自由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要获取某种权力的自由?答:积极自由的问题比较复杂,你的理解大致是准确的,但是还需要加以解释。因为贡斯当把古代自由看作是个人拥有政治权利 right和决定城邦事务的权力 power。拥有权利 right和掌握权力 power,几乎是一件事情的正反两面。贡斯当认为,人民的普遍意志,授权给某些人,他得到的这个权力是合法的。如果权力失去普遍意志的认可,用我们中国人爱说的话,叫失去民心,那么它就不再合法。所以贡斯当会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权力,一种是非法的,那就是暴力,一种是合法的,那就是普遍意志”。按照这条标准,凡不是由人民的普遍意志授权,而凭借暴力维持的权力都是非法的。但是我们知道,所谓共和国必定要依据人民主权建国,现今大多数专制暴政国家,也都叫共和国。从前有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现在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等。从当下的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贡斯当的洞见。他200多年前指出:“抽象承认人民主权,丝毫不会提高给予个人的自由价值”。“如果你确信人民主权不受限制,你等于是随意创造并扔给人类社会一个过度庞大的权力,不管它落到什么人手里,它必定造成一项罪恶”。随后,他指出:“卢梭忽视了这个真理,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所犯的错误,经常被用来作为自由的颂词。但是这些颂词却是对所有类型的专制政治最可怕的支持”。这个谴责不可谓不强烈。但是贡斯当从来不否认卢梭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本心。他相当尊重卢梭,但是在碰到理论问题时,碰到对真理的追求时,他是毫不妥协的。这正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我们只要想想所有的专制暴政国家,没有一个不是最经常地把人民放在嘴上。凡事都要以人民的名义,可真正的人民在权力的傲慢面前等于零。下次,我再给听友们讲贡斯当对卢梭的批评和积极自由的概念。

托克维尔对旧制度的覆灭有着出自本能的哀悼,因为他看重贵族阶层旧传统中的一些优秀品质,比如忠信、慷慨、虔敬、高雅等等。但他清醒地知道,这个制度因它固有的弊端而必然灭亡。他在思考、探寻,有没有一种制度,能为人们创建新的生存方式,又保留旧制度中的好东西呢?问:生长在这样一个苦难的贵族之家,对托克维尔的思想发展,一定很有影响吧?答:当然,只是托克维尔一直努力挣脱这个影响,为自己的思考寻找新的方向。我们还是先简单地回顾一下托克维尔的成长过程吧。托克维尔1805年7月29日出生于巴黎维勒-勒维克街,他是这个家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儿子。在这个正统保皇派的家庭中,笼罩着一种怀念波旁王朝的气氛。据托克维尔自己记载:“有一个晚上,我们围坐在火堆旁,拥有甜美而深情的嗓音的母亲,开始唱起一首熟悉的保皇派之歌,诉说路易十六的悲伤和死亡。当她唱完,我们都泪流满面。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不幸,而是为了一个人的命运,他十五年前就死了,这个人曾是我们的国王”。托克维尔在家里很受宠爱,因为夏多布里昂的两个侄子,由托克维尔的父亲抚养,所以夏多布里昂常去他们家。他纪录托克维尔在“维尔纳伊受宠的程度,比我当年在贡堡还甚。他是不是最后一个在襁褓中默默无闻,但将来我会见证的成名之人?托克维尔探索了美国的城市,而我探索了美国的荒原”。果然,后来两人都是名声大振。也正是夏多布里昂把托克维尔带入了雷加米埃夫人的沙龙。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登基后,立即颁布了《宪章》(Charte),这个宪章其实包含了许多大革命的成果,波旁王朝已不再是绝对君主制的王朝,它承认了立宪原则,法国成为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但毕竟波旁王朝又回来了,王位上坐着的是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六的女儿昂古莱姆公爵夫人不忘为她父亲辩护并为此牺牲了生命的马勒泽布的后人,托克维尔的父亲被任命为曼恩卢瓦尔省省长,又转任莫泽尔省省长,全家搬到了梅兹。托克维尔就在梅兹读书。问:他的青春期和学习期可真够动荡的。答:没错。那正是法国要确定它的政治体制未来方向的关键时刻。拿破仑和复辟王朝终结了第一共和国,但是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人并不愿意彻底复辟旧制度,他们要保留革命已经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所以此刻是新旧世界并存。重要的托克维尔传记作者休·布罗根指出了托克维尔此刻的处境:“他深陷两个世界之间,在他出生的世界中不能安眠,又不能自信地进入那无情地出现在他面前的世界”。路易十八登基后颁布的《宪章》,确立了贵族院和众议院的体制,而且允许对众议员进行小范围的选举。表面上看君主立宪下的代议制政权形式似乎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实际上极端保皇势力,掌握了政权,他们在“无双议会”中占据多数,并且一步步推行反动的复辟措施。在他们背后的支持者,是阿图瓦伯爵,后来的查理十世。于此对立的,则是卢瓦耶-克拉尔、基佐、巴朗特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当时被人称为空论派。也有贡斯当、斯塔尔夫人这些传统自由派。这些人都是雷加米埃夫人沙龙的常客。托克维尔也厕身其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基佐的作品,认真参加基佐在索邦大学开设的法国文明史讲座。他敏感地把握住复辟之后,摆在法国人面前的基本问题,法国向何处去。当时政府内部有一些手握实权的大臣,比如内政大臣勒内、掌玺大臣塞尔伯爵、警务大臣德卡兹,他们很受自由派思想家的影响,在执政期间推行很多自由主义的开明措施,甚至在1819年通过了塞尔新闻法,在新闻自由方面大大地迈出了一步。在路易十八的立宪君主制之下,法国人却获得了比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更多的言论自由。问:这倒是和人们一般的想象不同。答:的确如此。在那一段法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过一段放松的时候,一段幸福的时光。但是历史往往被一些偶然事件改变方向。1820年,波旁王室可能的男性继承人被人刺杀,自此温和派立宪政体的自由化改革就被打断了。路易十八在他弟弟阿图瓦伯爵的压力下,撤了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德卡兹的职,结果法国社会中最落后的势力、绝对皇权派掌握了国家命脉。当时托克维尔年纪很轻,却极为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因为他从小就有一个志向,要做政治人。在这里要谈谈这位阿图瓦伯爵,也就是未来的查理十世。我们在历史中见过不少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文化水平、政治判断力和价值选择,会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一个阶段。然后不管他活多久,也不管世界上发生多少变化,他都表现为某一时刻的僵尸。如果某个机缘,让他上了大位,他一定会从他智力、知识发展过程中停止的那个时刻,寻找资源,构造他的政治理念、价值选择和治国方略。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执拗、偏执,并且愚蠢地自信,而且愚而自用,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民族发展的新方向。其实,他们往往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社会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是,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阿图瓦伯爵就是这么块料。他所支持的极端保皇派,把大革命前旧制度下的东西,全部加以恢复,比如重归政教合一,渎圣可以判死罪,恢复长子继承权,否定专业人士治国,把政府的职位留给贵族后代,恢复书报审查,取消出版言论自由,废除陪审团制,关闭大学中的自由讲座,让教士重新掌管教育,甚至要恢复行会,禁止自由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总之路易十八宪章中吸纳的大革命成果,要被全部废除,让法国重回旧制度。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对旧制度是有哀悼之心的。但面对全面倒退的政治局面,他将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下次再谈。爱相机破解版在勒庞看来,乌合之众并不仅仅指街头聚集起的人群,他把群体分成两大类,五小类。其实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群体已变成了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的社会群落。他的分析也开始针对不同社会团体的集体心理。这样的分析实际上已从群体心理学转向社会心理学。问:群体似乎可以有不同的种类,但它们的表现是不是遵循同样的原则呢?答:这就牵扯到勒庞所论及的种族问题了。从大的方面来说,不同种族的人所形成的群体,会有各自的特点。勒庞就认为作为拉丁族的法国人,和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族的英国人,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就不同。但是,他对群体心理的分析,却是不分种族的。不管什么种族的人,只要进入了群体行为的模式,所作所为就是大同小异。勒庞把群体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异质性的群体,也就是说群体的组成者是由不同素质的人构成。比如我们前面所讲过的办公室的白领和清洁工进入同一个群体,这种群体就是异质性的。这类群体又被勒庞分为两类,A无名称的群体(如街头群众),B有名称的群体(如陪审团、议会等等)。第二大类是同质性的群体,也就是由相同背景的人组成的团体,比如政治派别,宗教派别,身份团体,或者是军队、劳工,或者是中产阶级、产业阶级等等。但是勒庞声明,他对乌合之众的分析,只分析异质类的群体,因为越是异质类的群体,越能体现出乌合之众的特点。在这种异质的群体中,勒庞的分析是先从集体犯罪开始。他说:“通常集体犯罪的动机,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参与这种犯罪的个人,事后会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一种责任”。他举出的例子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之后,杀害监狱长的史实。当巴士底狱被攻破之后,一群兴奋的人,就把监狱长围住,有人就开始提各种建议,要吊死他,斩首,还是让马把他拖死。监狱长在挣扎的过程中,踢到了一个人。于是大家就说,让这个被他踢的人来执行死刑,割断监狱长的脖子。这个人是个刚干完活儿,来巴士底狱看热闹的一位厨师,但是大家一致通过,由他来执行死刑,并不断的有人喊“共和国万岁”。于是这个群体的意见就形成了一种暗示,暗示他杀人是一个爱国行为,于是他就动手了。我们还知道人群还把这个监狱长的头割下来,挑在长矛上游行,所到之处一片欢呼。勒庞分析说:“杀人者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既然他得到了无数同胞的赞赏,他这样想是很自然的。这种事从法律上可以视为问:这么说在群体心理中,罪与无罪的界限改变了。答:是的。勒庞接着又举大革命中九月惨案的例子。这是发生在1792年9月2日到9月7日,遍及法国许多城市的大屠杀。当时狂热分子马拉号召人们把监狱中关着的囚犯全部处死,以免外国军队入侵法国时,这些人会作内应。结果大开杀戒,有2000多人被杀,参与杀人的民众都是平时的良民,小手工业者、匠人、店员、邮差等等,勒庞说:“他们就像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厨子一样,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主义的任务,他们挤进一间办公室,既当法官,又当执行人。但是他们丝毫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马拉号召滥杀,其中最蛊惑人心的一个口号就是“共和国在危机中”。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引发群体暴行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口号。在1966年8月的北京,也发生过性质几乎一样的大屠杀,那就是大兴县“831大屠杀”,也是在不到五天的时间里,所谓贫下中农、红卫兵,在几个村子内大开杀戒,共杀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这个群体暴行和勒庞分析的法国九月屠杀几乎一样,是这些贫下中农、青年群体,响应毛泽东“818检阅”红卫兵时,发出的“要武”的号召,而集体实行的大屠杀。在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北京太文明了,随后暴力就愈演愈烈,几天之后大兴县大辛庄就率先开始杀人。当时的口号也是“彻底消灭阶级敌人”,后来在清算这些杀人者时,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罪,都说自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阶级斗争。勒庞在总结这些类似的群体疯狂时说:“他们深信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着手搭起一座审判台,他们立刻表现出群体的率直和幼稚的正义感,群体幼稚的良知,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满足,现在可以合法地进行屠杀了,残忍的本能也可以尽情地释放了”。问:但是像陪审团这种群体似乎和无名团体性质不同吧?答:你问得对。我感觉对陪审团的分析是勒庞分析群体心理的薄弱环节,至少他忽视了美国陪审团制度的运作方式。因为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设计,恰恰就是要避免群体心理常见的那种冲动、无意识、无理性、人云亦云的状态。美国的陪审团设计是要让陪审团闭门讨论,听取法官提示和律师辩护,分析证人的话和证据,也就是要尽可能排除情绪性的干扰,让理性来主导判断。更重要的是,陪审团是被隔离的,在审理期间不能接受任何外部的信息,这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避免群体心理中常会有的集体的偏向。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民主制度时,特别指出,陪审团是最不受人操控的团体。勒庞在书中也引用托克维尔的话,但他对托克维尔的这个结论似乎没有注意。再有,勒庞所处时代的陪审制度和现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法国是欧洲最早使用陪审团审判的国家,而且当今世界上最成熟有效的陪审团制度是美国的陪审制度,但它是从英国移植过去的。可是,英国的陪审制度却是诺曼人征服英国时,从法国带过去的。勒庞认为陪审制度的缺陷,是律师可以用各种手段 来影响陪审员的个人情感。而根据他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情感在群体中是互相传染的,所以判决就可能不公正。但是现在法国的陪审制度,恰恰规定,审判人员、陪审团成员,不得做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动作和情感表达,这些动作包括听取审判的过程中,不得做点头、叹息等等暗示性的动作,否则审判无效。我不知道如今的这个规定,是不是受到勒庞对陪审团群体心理研究的影响。问:看来勒庞对一切群体行为都不信任。答:没错。他有极端的精英意识。他认识到大众社会已经来临,社会主导力量已变成大众,但他也只不过是感觉无可奈何花落去,不认为这会带来什么好处,比如他对选举和议会辩论的分析,完全从群体心理出发,说:“议会中也可以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作用”。他狠狠批评议会,其实他的怒火是来自对大革命恐怖时期雅各宾党人的行为的愤恨。他说,“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用教条和逻辑来对待人,头脑里充满各种含混不清的普遍观念,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把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结果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了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所以勒庞对群体心理的研究,是要提醒人们,警惕暴政以多数人的面目出现,这和托克维尔对多数人的暴政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好,关于勒庞对乌合之众心理分析的介绍,总共五节,今天就结束了,希望听友和读者们能有收获。

爱相机破解版

卢梭与伏尔泰这两颗启蒙时代的巨星,一生争斗不断。卢梭对伏尔泰直言相告“我恨你”,伏尔泰则断言卢梭“终将被历史遗忘”。但是卢梭在伏尔泰过世后说,我这一生都同他纠缠在一起,他走了,我也将随他而去。果然一语成真。伏尔泰死后仅一个月12天,卢梭也去世了,两人之间的恩怨因缘,是西方思想史上一个说不完的话题。问:你在前面曾经说过,要专门给听友们介绍一下伏尔泰和卢梭之争,我们已经介绍了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现在是不是可以讲讲他们之间的恩怨。答:好,这段公案从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其实里面隐藏着思想风格和观点的冲突。也隐藏着因为社会地位不同而造成的不同的感受和判断。伏尔泰这个人,虽然对王权和贵族的专横昏庸抨击不遗余力,但他一直是上流社会的人物,结识王公大人,出入宫闱,和路易十五的宫廷走得很近。他通过首相波旁公爵的情人贝里夫人,把自己的作品送给王后玛丽-莱钦斯卡,据法兰西学院院士卡洛的记载,王后边读伏尔泰的著作边掉眼泪,口中念道:“可怜的伏尔泰,可怜的伏尔泰呀!”而且伏尔泰是个很精明的人,卡洛说:“他希望富足,他需要金钱。这将使他彻底摆脱拴住饥饿文人的锁链”。可卢梭基本上是个孤儿,从小到处流浪,在社会底层混,甚至饿过肚子,伏尔泰很年轻时就名声大振。卢梭开始出名时已经38岁,相当晚了,而且有趣的是,卢梭进入文坛,心中的榜样是伏尔泰。所以他们在思想界的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经各位研究伏尔泰和卢梭的专家考证,这两个人一生只见过一次,当时卢梭25岁。这次见面伏尔泰根本没当回事儿,他们两个人的文字之交始于1745年,伏尔泰写了一部歌舞剧《纳瓦尔公主》是拉摩谱的曲,上演之后不太成功,伏尔泰决定把它改一改,可自己忙,没时间动手,这时黎世留公爵就推荐卢梭来帮他改,结果为这事儿两人通过信,伏尔泰赞扬了卢梭的工作,所以卢梭那时是以一个打小工的人的地位和伏尔泰打交道。这时卢梭在给伏尔泰的信中说:“15年来我一直在发奋努力,使自己配得上您的关注”。在他的《忏悔录》中,他甚至承认,他读伏尔泰的《亨利亚德》:“我从一句诗里学会要在第三人称虚拟式的动词结尾加字母t”。问:这两个人在那时的地位,差距实在是太大。一位是举世闻名的大哲人,一位是刚学习写作的小学生。答:所以伏尔泰是俯视卢梭的,但是卢梭生性对追求真理有一种狂热,他发表观点才不在乎会打到谁。1736年,伏尔泰匿名发表了“上流社会”一诗,对禁欲主义大加嘲讽,鼓吹文明进步给人类带来的舒适和享受,而1750年卢梭在一鸣惊人的获奖文章《论科学与艺术》中,就公开质问伏尔泰:“大名鼎鼎的阿鲁埃啊!请你告诉我们,为了我们矫揉造作的纤巧,你曾牺牲了多少雄浑豪壮之美啊!为了那些猥琐事物中所充斥着的轻佻格调,你又曾付出了怎样的伟大为其代价!”卢梭断言,奢侈必然引起伤风败俗,最终要导致趣味的腐败。这其实是公开向伏尔泰挑战。而伏尔泰在读了卢梭寄给他的书后,以讥讽的口吻回复说:“至今还没有人如此煞费苦心地要让我们与禽兽同类,读了您的著作,人们意欲爬行”。这一问一答实际上已经暴露了两个人在某些问题上的根本对立。但是说句公平话,伏尔泰对卢梭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是误解,后来随着两人矛盾加深,他就更不会去仔细研读卢梭的著作。他对卢梭思想的理解是很表面的,所以他的那个断言“卢梭只配叫人遗忘”,现在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错了。问:但是同为启蒙哲人,他们毕竟是站在一条战线的吧?答:是的,比如在反对宗教不宽容这方面,两个人的自然神论观点就有很多相同之处。伏尔泰很罕见地赞许过的卢梭著作,就是《爱弥儿》中“信仰自白”那一节,但他是怎么夸的呢?“《萨瓦牧师》竟然能出自这样一个小坏蛋之笔,这简直令人不可忍受”。伏尔泰是很捍卫启蒙哲人群体的,所以他对卢梭的误解,让他认定卢梭是启蒙家族中的犹大。这个冲突在1756年因为卢梭一封致伏尔泰的信而激化了。这一年伏尔泰发表了《里斯本震灾挽诗》,这是因为里斯本大地震的惨状,让他转变了对神意对人类命运的乐观看法。而卢梭却坚持认为,无论又有多少灾难,神义的善是不容怀疑的,否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而伏尔泰却干脆断言:“什么神义,全是屁话”。卢梭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信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质问伏尔泰,既然你是有信仰的,这在你从前的著作中能看出来,那你就应该坚信上帝的存在是完美的,至善的,人间的灾难并不能否定这条信仰的根本原则。但是这封给伏尔泰的私信却被公开发表了。这事儿并不是卢梭干的,信是在朋友间流传时被人偷偷的发表了,卢梭知道后急忙给伏尔泰写信解释,在1760年6月17日的信中,卢梭本是想向伏尔泰说明,并不是他未经伏尔泰允许就发表了这封信,结果写到后来,多年积怨一下子涌上心头,卢梭压不住火,把这封信写成了绝交信,信中直言“我不喜欢您,我恨您”。这又是从何而来呢?原来两年多以前,卢梭发表了一封“致达兰贝尔关于戏剧艺术的信”,信中重复了戏剧艺术会伤风败俗的观点,可这时伏尔泰正在日内瓦组织剧团,要开设剧院大演其戏。卢梭的这封信就实际上变成了批评伏尔泰,而1759年伏尔泰在日内瓦边上的图尔奈庄园里建了一个小剧院,也就在这前后伏尔泰笔下出现了对卢梭的辱骂嘲笑,称他是神经病,是犬儒派的第欧根尼。在卢梭看来,伏尔泰在日内瓦建剧院,就是断送他的祖国。他说:“这个卑鄙的小人断送了我的祖国,我对他除了鄙视,只有恨”。他没有想到,他对伏尔泰的攻击,引起日内瓦一群守旧派叫好,他们在小议会提出议案,要禁止伏尔泰演戏,伏尔泰大怒,这个一生推崇自由的人,却被另一个也一生推崇自由的人,剥夺了自由。问:卢梭在日内瓦改宗加尔文教,他的这个举动,是不是跟他改宗有关?答:其实,卢梭反对戏剧,这和他一贯认为,文化艺术会引起社会堕落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这次他公开指责伏尔泰,伏尔泰绝不能容忍。他化名写了篇“论《新爱罗伊斯》”的文章,言辞尖刻地痛骂卢梭,结论是卢梭是个疯子,卢梭所有的著作都是枯燥的道德说教,他还揭卢梭的伤疤,到处散布卢梭把孩子送育婴堂的事儿。他写的那些攻击卢梭的信件,言辞相当激烈恶毒。但有趣儿的是,卢梭始终承认伏尔泰的天才,而伏尔泰在咒骂卢梭最厉害的时候,也忘不了要赞扬几句“信仰自白”,而且在伏尔泰知道卢梭的书被禁,人被追捕时,竟老泪纵横地说:“让他上我这儿来,上我这儿来,我将张开双臂迎接他”。而卢梭听到有人攻击伏尔泰在法兰西剧院加冕,立即动情地说:“什么!竟然有人对伏尔泰在自己的殿堂内接受荣誉说三道四,在这个殿堂里他就是上帝”。问:后来两个人都入了先贤祠?答:不仅都入了先贤祠,而且还面对面。1778年伏尔泰逝世,卢梭当时住在巴黎东北边的爱莫浓维尔。他知道伏尔泰去世的消息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这一生同他纠缠在一起,他走了,我也会随他而去”,果然一个多月后,卢梭也去世了。他本来埋在爱莫浓维尔的白杨岛上,但大革命后国民公会非要把他移往先贤祠,这就让他和伏尔泰永远不再分离了。不知这对冤家自己是否愿意。后来拿破仑称帝后,曾经往爱莫浓维尔去看卢梭逝世的庄园,他对陪伴者说,如果卢梭和我都未曾出生,这世界会太平许多。说起时间,每个人似乎都知道是什么,但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时间吗?柏格森从质疑古典哲学中的时间观念开始,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对时间的解释。他的时间理论对现代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问:确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时间之中,却很少有人去问一下,究竟什么是时间。 答:这是一个很有趣儿的现象。我们最常说的话就是“我没时间”,但这话从哲学的角度看,是一个错误的表达。因为人就存在于时间之中,当你说你没有时间时,你是把时间当作一件外在于你的一件东西,可以有或没有。但时间根本不是这种性质的东西。那它究竟是什么?可以给出的解释、定义有很多,不少伟大的哲学家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解释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但是圣奥古斯丁有一句话说得很棒。他说:“什么是时间?没有人问我,我很清楚,一旦想向人解释,我就茫然”。这说明时间这个概念,并不那么容易解释清楚。我举两位大哲学家对时间的解释为例子,然后再来看柏格森的解释。亚里士多德说:“时间是就先后而言的运动的量”。这就是说时间是可以感觉到的、先后变化的某物。因为所有的变化,一定是某物的变化。把某物的变化,称为一个量,一个数量,因为变化总会显示为数量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事物的运动。我们说,可以从树的年轮上看到时间,就是说树的生长、运动、变化是在时间中的。我们说地球的运动变化,体现为地层积累,我们也能从层积中看到时间。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是外在的、物理世界的时间,是量化的、可以计量的时间。也就是说它是时钟上所走着的时间。我们再来看康德的说法。他认为空间和时间,是我们认识能力的纯粹直观形式,这话有点费解。康德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人要认知某物,一定要在时间和空间的形式之中,脱离时空就不可能有人的认识活动。人要靠一个空间时间的框架才能形成认识。而且,这个纯粹的直观形式是人的内在能力,是先天的。朋友们可以想一想,你可能感知一个不具备空间位置,不具备时间节点的东西吗?所以康德的时间,是和人的主体性相连,同人的内在感觉相连。所以康德说:“我们在一切情况下所可能完全认识的,毕竟只是我们直观的方式,即我们的感性,并且永远只是在本源地依赖于主体的空间、时间条件下来认识它”。 问:不管怎么说,这个时间问题都相当不容易理解。答:我这还是尽量简化问题。因为时间性问题不仅是个哲学问题,也是个科学问题。牛顿的物理学就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时间概念上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质疑了时间的单向性,他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分别,只不过有一种幻觉的意义而已”。所以有些附会的人,才胡编出那么多穿越作品。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霍金,最流行的作品就是一本《时间简史》。他说:“我们看到的是从很远星系来的光,是在几百万年之前发出的,我们看到的最远的物体,光是80亿年前发出的。这样在我们看宇宙时,我们是在看它的过去”。看它的过去,这种表达就反映出时间的复杂性。这些科学家对时间的看法,是由科学哲学来研究,我们还是沿着传统哲学的路子往下走。在柏格森看来,传统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在谈论时间问题时,总是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亚里士多德,他说时间就是先后运动中的数量和数目,这就是指,时间中运动的东西,是必然能够在空间排列起来,分门别类加以考察的对象。这样,时间因为与空间同时出现,所以它是一种量化的时间。康德也一样,时间和空间作为认知的直觉形式,它们也必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框架而出现。而柏格森呢,他却认为:“根本错误在与混淆时间与空间”。因为人们很容易按照常识来体会时间随着空间中的某种数量流逝。这就是孔夫子所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因此我们只会感觉和计算时间,年月日时分秒,却不会追问这时间本身是什么。因为和空间广延之物结合在一起的时间是可以计量的,所以它给科学研究提供了方便。我们可以在试验室准确地计量试管中几分几秒而产生的变化。但柏格森要强调的,是在人的意识领域,时间不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我们如果仔细回想自己的意识状态、内心状态,就会发现,在人的意识中,没有一个永远单向流逝的时间线条,过去现在将来这三种时间形态永远互相交织,回忆把过去带到眼前,想象把未来带到现在。所以柏格森提出有两种不同的时间,一种是科学时间,这个时间因和空间联系在一起,因而是可以测量的。另一种柏格森把它叫做“真正的时间”,它是一种生命时间,和空间完全无关。这两种时间也可以称作量化的时间和质化的时间。问:把时间和空间分开,这确实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答:那么不与空间相混的真正的时间,有什么特性呢?这里我们就要回到柏格森的一个重要概念,“绵延”,duree,这个概念是柏格森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说,柏格森要追寻的真正时间就是“绵延”。它的特征有这么几个:第一,它是人的深层意识中的时间感觉,是生命自身的显示。第二,它是直接性的时间,无法被加以数量化的测度。第三,这种绵延的时间感觉,是不可简约、不可分割成瞬间时间点的。“绵延”是连续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好,我们下面来解释一下这三个特点。说绵延是深层意识中的时间感觉,这是因为柏格森把人的自我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对外界对周围环境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关注事件在空间上的广延与时间上的持续,是日常意识。第二个自我,是通过内省,达于一种内在认知的自我,在这种状态下的自我,是各种复杂体验,认知,欲求的交融混合,是深层的自我意识活动。柏格森认为这种意识活动中的时间感觉才是真实时间,这种状态下的自我,就是绵延的状态。其实,这个绵延,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命自身的展现。问:人的这两种自我状态还是比较好理解的。答:好,我们接着往下说它的第二个特点。正因为这种绵延是人的生命本身的展现,所以它是一种直接的内在的体验,它不需要借助任何的逻辑、推断,任何量化的区分。听友们可以体会一下,我们都曾感受过的那种意识的内在活动,思如泉涌,百念丛生,喜哀并存,新旧交织的状况。在此时此刻,你是不可能把这种内在的体验用逻辑加以演绎,用数量加以区分。这是艺术创作中常有的心理状态,我们下面还会提到。第三,就是绵延作为一种内在的时间,不能切割成各个时间段,只有绵延才能使人的生存成为一个完整的存在。柏格森最爱举音乐为例来证明绵延怎样使一件艺术品具有生命,而且听友们要知道,柏格森把人就看作一件艺术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一张乐谱摆在钢琴的谱架上,你看上去是无数单个的音符,全音符,半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这些音符被小节线切割成一个一个小节,如果曲子的节奏是3/4拍的,那就意味着这支曲子以四分音符为一拍,一小节有三拍,这个谱子印在谱上摆在谱架上,你看到它完全是被割断的,可以数量的,比如数小节,数拍子,但它是死的不是音乐。谱子摆在那里,不是一件有生命的艺术品,但是当钢琴家双手下键,所有的音符通过艺术家的内心体验,灌注到手指上,又灌注到琴键上,于是变成流动的音乐,被小节线分割的旋律线绵延起来,流动起来,分割被贯通,谱子才成为有生命的音乐,成为一件艺术品。柏格森由此推断,人的生命,也像乐曲一样,是在绵延中展现出来。好,今天我先说到这儿,下次我们再来看柏格森是怎样分析的。启蒙哲人们的活动,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公共领域,皮埃尔·培尔称之为“文字共和国”(RepubliqueLettres)。这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所谓文字共和国,并非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启蒙哲人们在精神上自由交流形成的一个“引力场”。这个引力场中的价值观,成为国家行为、社会准则的评判标准,以极大的影响力引领社会的变化发展。问:前几次,你谈到启蒙哲人们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并不是抽象的纯粹概念游戏,而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答: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是多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工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商业兴旺和社会日常生活的变化。但是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社会剧烈变动倒往往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某些观念经由启蒙哲人们阐发、弘扬,一下子占据人的头脑,仿佛一道光照亮黑暗,从前认为天经地义的观念,在光照之下变得丑陋邪恶,让人完全不能忍受。这些光照往往来自卓越的思想家们的著作、言论,而且常常不是来自一个人,而是来自一批人。这批人同气相求,在重大问题上一同阐发,也包括不同的观点,彼此争辩。这些争论也同样影响社会。伏尔泰曾用最恶毒的话攻击卢梭,但私下里又对卢梭的观点大表赞成。社会上有这样一批天才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各个笔下风云,当然会吸引社会各个阶层精英的关注,读他们的作品,被他们说服,跟他们走。培尔称这个借文字的威力,同心协力影响社会的文人群体为“文字共和国”。有人干脆管文字共和国叫“文人共和国”,不过这个文人共和国可不是个互相吹捧的文人小圈子,它实际上是个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是一个思想平台,启蒙哲人们无论思想观点有什么分歧,有一点绝对一致,就是崇尚智性、反对矇昧。换句话说,就是要聪明,不要愚蠢。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邪恶的行为都建立在愚蠢之上,或建立在对愚蠢的利用之上。听友们可以想一想薄伽丘的《十日谈》,那些勾引良家妇女、引人犯罪的教士们,都是利用对象的懵懂愚蠢而得手。启蒙哲人们认为,在社会政治领域里也一样,民众越愚昧,统治者就越残暴。在启蒙时代还没有出现知识分子这个词儿,但后世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已经体现在启蒙哲人身上。这就是知识人所应具有的批判性的思维。问:你说的这个批判性和启蒙,似乎在某些意义上是一致的。答:对,批判就是对当下习以为常的观念进行分析和评价。启蒙时代的那些哲人们,在批判中确立了一些观念,他们要把这些观念确立为社会精神领域中的新原则,并用这种新原则来培育出具有新观念的人。所以这种批判带有很强烈的教育性。康德、洛克都有专门论教育的著作,卢梭的名著《爱弥尔》就是谈如何教育、培养新人。教育在中国古代就叫做开蒙,所以教育是启蒙的重要一环,中国五四前后废科举、兴新学,几乎是最重要的任务。也就是文字共和国动员说服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当时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就组成了一个“文字共和国”。看看启蒙时代的欧洲,那些启蒙运动影响大的地方,纷纷出现了脱离教会的独立的教育科研机构,比如伦敦的皇家学会、巴黎的科学院、那不勒斯的科学院等等。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启蒙哲人们的各类聚会地点,比如沙龙、酒吧、剧院等等,这些地方发挥的影响力,比正式的学院还要大。比如孟德斯鸠就是在旺多姆广场旁边的一个中楼里讲解他的法学思想。伏尔泰更是沙龙明星,像奥德翁旁的酒吧,当年富兰克林就曾是那里的常客。在这些文人聚会场所,哲人高士各抒己见,彼此赞成或者争论,他们的谈话被人记下来,迅速传播出去,在那些贵族沙龙中的讨论会传入宫廷,对执政者产生影响。一些贵夫人像追时髦一样追随这些新思想,像路易十五的宠妃蓬巴杜夫人就是百科全书的支持者。在这样的沙龙气氛中,启蒙哲人们充当了文字共和国的代言人,并且培养出一种极重要的精神气质,就是交谈中的宽容。这被称作“对话的艺术”(Artdeconversation),无论观点多么对立,对话都会文雅、礼貌地进行。双方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都会不断地给对方表达观点的机会。盛传的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这话到底是不是伏尔泰所说,还是有争论的。但是它确实完美地表达出启蒙时代,文字共和国的基本规则和精神气质。问:启蒙哲人们留下的这个精神遗产真是太重要了。社会自由的扩展,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实现,文明的不断演进,都和这份精神遗产有关。答:确实如此。你看一个社会是不是一个文明社会,不是看它的GDP是多少,经济总量有多大,钱袋有多满,而要看这个国家中,个人的自由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结社出版自由等等,有没有保障。一个社会成员的尊严,表现在作为一个公民,他能平等地参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意见。若是不能,那么你这个社会的个人,还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而只是统治者眼中的无形的质料,只能用来堆积统治者的金字塔。你的经济总量越大,你的野蛮度越高。所以苏格拉底曾经斥责某些希腊城邦的统治者,说他们只关心用财富堆满城市,却不知美德为何物。所以所谓文字共和国,意味着文人、哲士,十九世纪之后有了知识分子这个词儿,他们要自觉地承担起批判的责任,就像康德所强调的,理性的任务在于让人的精神探求,永远处于开放的状态。汉娜·阿伦特在分析康德的政治哲学时说,一旦人发表意见的自由受到了威胁,理性人,就是启蒙时代人们所称之为文字共和国的公民,必须挺身反抗。别忘了狄德罗和伏尔泰都坐过监狱,原因千奇百怪,但说到底,是他们履行了文字共和国公民的义务。问:看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所包涵的内容,在启蒙哲人身上已经具备。今天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实际上仍然是启蒙的传统。答:我完全同意。爱相机破解版




(棋牌泛目录)

附件:

棋牌视频推荐

棋牌专题推荐


© 爱相机破解版_棋牌直播 联系我们

棋牌投注棋牌直播!

棋牌: